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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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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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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雄《米塞斯经济思想研究》序  

2010-07-12 09:26: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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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雄《米塞斯经济思想研究》序

韦森

 

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你。”

—— 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

 

       在20世纪经济学的殿堂中,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尽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但他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思想影响以及知识贡献却是是无人能忽视、无人能置否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可以说,讲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国的《自由》杂志把米塞斯称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米塞斯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当代思想史上占据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过诸多理论贡献。除了他在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理论贡献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洞识: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兰格(Oskar R. Lange)、勒纳(Abba P. Lerner)和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历史史实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的理论判断,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发生,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又使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层人士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其优长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怀疑。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以及在目前的所谓“后危机”时期,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一转型国家中,政府均采取了“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乃至过去已经弃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驾驭经济的做法又在各国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和发展双重变奏曲中的大国,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增速锐降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上近年来实际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一种强势政府统御社会的所谓独特“中国模式”正在沿着一种自身演变逻辑而渐进成型。伴随这种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经济的体制模式的渐进成型,在中国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也不断发生,并正在积累,以至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断增强。因而,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是否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前行还是掉头倒转逆行的选择问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目前政府管理乃至调控经济运作的形式和范围也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决策层和一些咨询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自我调节以及自我平衡的运转效率产生了诸多怀疑,政府干预和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今世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制度条件和基本原理有待于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从这个视角来看,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勒纳和泰勒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算可能性大论战的一些问题,又若隐若现地投射到了理论界的争论中来。在此情况下,认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这一“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和观点,不但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乃及对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的选择,也有着切近的现实意义。

       当然,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这一二十世纪的思想大师的学说和理论观点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其理论的积极和进步意义外,米塞斯本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不是没有问题的。米塞斯一生坎坷,其学说和学术活动一直不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甚至受到一些无言的排挤和冷待,加上米塞斯一生执着的治学风格,使得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现实政策主张在某些方面有些偏执和过于极端。譬如,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为》,其思想方法的逻辑起点现在看来就甚值得商榷和怀疑。在这部学术巨著中,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很显然,米塞斯经济学的这种逻辑建构和叙事方式,如果说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是同归殊途的话,那至少也可以说是进行了某种“类似套路”的“演练”,尽管由各自理论进路所达致的政策结论有些差别。

尽管在米塞斯的经济社会理论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从整体上来评估,米塞斯经济社会理论中的问题是“瑕不掩瑜”,因而并没有怎么“湮没”这位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的诸多理论专著和文章中所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以及所提出的诸多理论洞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预期,米塞斯在20世纪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阐发的诸多理论洞识,会在人类走向新的21世纪征途中不断发出新的理论光辉,启迪人们在应对新世纪出现的新经济社会问题时做出确当的应对之策,确保人类诸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加顺畅、平稳和健康地的成长和扩展。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西方世界遭遇了“冷处理”,但现在看来,米塞斯在中国的遭遇可能远比在西方各国还糟糕。到20世纪结束前,国内可能还没有一本米塞斯的专著用中文翻译出版过,对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研究,也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计划经济实践中,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社会主义体制的强烈批评者被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强行拒斥在国门之外。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专著出版过。当然,奥地利学派思想家在中国的“待遇”在最近一些年情况有所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们的“思想解放”步步深入,米塞斯的学生、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哈耶克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随之,一些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开始较系统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理论和方法,并新近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思想、学说和方法的研究专著。但是,就专门研究米塞斯思想、生平和方法的专著来看,目前看来这还是第一本。

       这本专著的作者黄雄是我回国执教复旦后所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而呈给读者的他的这本专著,正是基于他在我的指导下在复旦大学所作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黄雄从我治学目前算来也有七八年了。在这些年我们的教学互动交流中,我发现黄雄纯朴扎实、勤奋好学,倍受师友们的欢迎。今日有赖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仁的慧眼赏识和鼎立支持,这部专著得以付梓于世。对此,我和黄雄一样感到无比的欣慰。借此机会,谨表对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对这部学术专著提供过各种批评和修改意见的学界同仁和学生们的谢忱!考虑到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米塞斯的中文专著,作为作者的指导老师,实不宜、也不敢对这部著作妄加褒奖,我想这里所宜说的是,这部学术专著只是未来国内研究米塞斯经济思想的更好、更深入专门研究的“引玉之砖”。期盼在未来国内学术界能够写出并能出版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社会思想的学术专著,也希望黄雄在此基础上不断继续积累新的材料,做出自己新的研究贡献。

    是为序。

 

2010年7月8日韦森谨识于复旦

 

黄雄《米塞斯经济思想研究》最近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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