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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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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  

2010-04-06 08:25: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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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

韦森

 

按语2010327日,由胡德平先生和经济观察研究院新望院长主持,秦晖、华生、陈平、魏加宁我们几人在北京就最近一个时期为媒体所热炒的“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对话。以下是我在3月27号发言的整理稿。这篇对话稿整理出来后,曾发给了我,我即做了一些修改增补。本文已经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04543版,这里是全文。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了国内外媒体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且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多。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有些国内媒体曾专门邀我就此话题写点文章,也有一些大学邀我专门就这个话题做讲座。最近看了一下有关文献,我才注意到,原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其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中国模式”概念。最近,有一本被国内国际媒体炒的很热的书,就是一位叫马丁·雅克西方人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在这本书中,雅克提出,过去两百多年间,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在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再是唯一选择了。因而雅克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现代性并起与竞争的时代,而这个新世界的主角正是中国。雅克的这本书,无疑又为目前已被东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话题的讨论加了一把火。但是,我们注意到,尽管西方学者近些年来就很喜欢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直到最近,我们的外交口径和中国学者一般不大愿意使用这个提法。只是在最近,国内媒体和学界谈论这个话题才多了起来。

    为什么西方国家媒体和观察家们近些年老是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1倍。不但数字告诉了这一点,中国的快速增长,也是在中国的每个人时时处处感觉得到的。昨晚,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坐的那趟车的软卧相当舒服,新车里面各种设备和条件都是一流的,这在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看不到。另外,经常在国内、国外旅行的人,也常常会发现,近些年国内新建宾馆的豪华程度也没得说,就连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没法比。这些年,中国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那么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么多豪华宾馆和饭店开张,老外来到中国,一看就傻眼了,故提出个“中国模式”概念,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自然会想,既然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确实高速成长着,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或按照张五常一个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样快的增长。于是,一些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面对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进行反思。这个周一,张维迎教授来复旦做了场讲座。我在给他做评论时,首先就问听众和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要你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这30年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你们说是什么?”一提这个问题,大家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时回答到:“这是因为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差不多一下子就答道点子上了。这实际上说明,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放出了一个市场经济。反过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肯定没有我们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市场经济,并在任何场合都要反复强调这一点,任何适合都不动摇。尤其是在2007年世界金融风暴袭和世界经济衰退接连发生后,西方一些左派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美国也“社会主义”了。在这当下,我们更应该相信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但这丝毫否定不了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故此,我常常讲:在当今社会,如果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那他那个“经济学家”的名号是要打问号的。维迎在复旦也大致讲出相类似的一句话:“经济学家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我们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我国30年改革,最主要的成就和最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放出了市场,从而市场经济不断的成长、发育和扩展。这一点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在政府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它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了其中。政府参与市场,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乃至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这盘大游戏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且比谁跑的都快,比谁都强壮,这还了得?在这种强势政府下主导市场的独特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政府不仅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命令市场,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运作,乃至在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中,政府竟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刚才华生说,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式”这个东西。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也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在侈谈“中国模式”。这将如何看?基于上述观察和认识,我个人有一点介于科尔奈、华生和西方观察家之间。我的基本看法是,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古今中外所前所未曾有过的独特的“中国模式”。其理由是,上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或言典型特征已经开始显现了。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有可能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呢?近些年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本身卷入市场越来越深。这个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大致可以把这30年的改革过程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形式看,先是我们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是政府逐渐放出来了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体制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实质上都几乎以超过GDP增速倍的速度在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了GDP增速的3倍。近十几年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的结果是,政府从1995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在过去30多年,尤其是在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是注意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一面,只看到各地高楼大厦一片一片崛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在飞速兴建,一座座彩虹般的大桥横跨中国的江河之上,但发生在社会深层的一些过程,却往往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所掩盖了起来。譬如,如果细心考察2000年到2008年这9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如果你把每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计划目标与当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放在一起来比较,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这9年间,中国的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百的增幅超额完成了自己所定的财政收入增收的计划。譬如,2000年,财政部定的当年的财政收入计划是增加8.4%,但实际却增加了16.9%,完成计划的201.2%2001年,计划财政收入增加10.3%,但实际增加了22.2%,完成计划的215.5%2006年,计划增加12.0%,实际增加24.3%,完成计划的202.5%2007年,计划增加13.8%,实际增加了32.4%,完成计划的234.8%这么多年政府财政收入如此超高速地增长,一个社会后果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一个强势政府控制、主导和驾驭市场的独特的社会体制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渐渐成型。

    这个正在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有区别,我想,其主要区别在于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政府的基本政治导向是尽量用计划机制挤压和排斥市场,并尽最大努力来缩小市场机制的范围,以达到政府用计划机制统御全社会的整体目标。在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是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因而不再排斥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地参与并驾驭市场。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本身作为掌控着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的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近些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且屡治不果,甚至在增设了中纪委、审计局和反贪局三套反腐倡廉的控制系统和制度机制,都无法完全堵塞和制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寻租的发生和蔓延,其制度根源恰恰在于这种正在渐进成型的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市场的体制模式。

    这种尚未固定且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体制模式”的效率如何?在回答和认识这个问题上,国内各界显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我感觉,人们的分歧还是发生在如何理解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从一个政府统御社会的计划体制向一个政府主导市场的市场化社会的转型中,在一个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低发展国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补长,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爆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于是,就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伴随着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渐进成型和运作,中国过去30年确实有着高速的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么?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期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我怀疑,甚至担心,我们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会把我们在过去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快给吃尽了。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目前“可能渐进成型中国模式”,一个是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会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我们国家的“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20世纪八十年起,我们国家就把发展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目前似乎并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这两个基本维度,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能被认作为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什么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才会有“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很显然,这都是些极其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重大论理论问题,需要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深入讨论,以求逐渐达成某些社会共识,这里我们无法展开说明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法治和民主,对我们的目前社会来说,早已不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因为,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民主与法治确定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的约束之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实际制约的。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征税——的冲动。一个实际不受宪章性法律约束和人民意愿制约的政府,自然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有不断增加税收的冲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政府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社会能会是稳定的么?这些年我也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这说来不仅仅是个纯理论猜测。因为,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法治就是且首先是政府守法,政府的行为要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那么,民主,也不仅仅只是个选举——或言普选权——问题。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我曾提出,民主政治,不只在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没有预算民主,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近年来,我一再呼吁,要从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权受到到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来说透明了,并受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了,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到中国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的节骨眼上,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逐渐达致这样一个共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在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2010-3-31韦森修改定稿于复旦

(这篇对话已经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045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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