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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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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就“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与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的讨论(之四0  

2008-02-19 11:03: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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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念史和數據庫方法: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出現的新範式

 

基於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對本文一開始提出的方法論問題作一一回答。它包括歷史研究的目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可以在何種程度上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以及是否存在歷史演變的長程結構(有無類似於自然規律的普遍模式)三個方面。

首先,歷史研究既然以追求過去的真實為目的,它必然和文學叙事有着根本的不同,反而和科學求真存在着相似性。科學研究以發現新的事實和未知因果關係為目的,鑒別新事實(經驗)和新因果律的核心方法是受控實驗;歷史學家首先做的也是去發現新的史實,並對其真實性進行考訂,但他們只能運用擬受控實驗來判別過去事情的真實性;故思想史和觀念史研究以及復原過去世界圖畫在鑒別新史實上和考古學一樣重要。

同樣,與通過科學研究發現未知的因果關係類似,歷史研究亦以揭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中關係L(1)和L(2)為己任。這就是對歷史進行解釋。它存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因L(1)是觀念支配社會行動或意識形態目的付之實踐的過程,歷史學家對該過程的研究主要不是新事物之發現,而是和人類遺忘作鬥争。將過去的思想以及價值支配下社會行動疏理清楚並記錄下來,既是對人類以往社會行動和思考經驗加以整理,亦是對重大歷史教訓之吸取,使其永遠不會被遺忘;並在此基於上對過去進行反思。這是歷史研究和科學研究最大的不同。

然而,一旦歷史研究涉及社會行動對觀念系統的反作用L(2),其意義和揭示L(1)有極大差別,反和科學相當接近了。因L(2)是歷史解釋中獨特的「因果」律,對它進行探討和科學研究中發現新的因果關係類似。在事件對觀念反作用研究中,雖涉及事件,但揭示L(2)主要屬於思想史和觀念史領域。[1]它包括觀念的起源和觀念的演化以及觀念和普遍動機關係之研究,如果說L(1)是研究歷史事件如何發生,那麼L(2)是探討歷史事件為什麽發生即歷史之所以然。在科學研究中,具體的因果關係可以上升為普遍因果律,並從中發現自然定律。而在歷史領域只有對歷史解釋中獨特的「因果律」即L(2)的探討中才存在類似的過程。也就是說,如果想在歷史研究中發現解釋歷史普遍有效的法則(它必須是歷史學獨有而非自然法則和經濟學法則),它只可能存在觀念史或思想演變的邏輯中,即屬於哲學和觀念史(思想史)交叉領域。這也是至今歷史學家相對忽略的領域。

那麼,歷史發展是否遵尋某種模式或存在長程結構呢?為此必須先分析模式或長程結構在科學(真實)解釋中的位置。眾所周知,當自然現象之解釋涉及因果長鏈或不同於單向因果關係之复雜的情況時,其中存在大量自為因果或互為因果過程。复雜的自為因果和互為因果過程構成自組織系統或組織演化之原理,這主要發生在生命、生態演替等領域。其整體解釋為系統論。系統論解釋的基礎雖仍然是因果律,但因各種因果關係互相耦合、組成复雜的自為因果和互為因果網絡,從而使得結構、穩態、系統自我維持、演化成為科學解釋必不可少的內容。我們在第五節證明,在歷史展開過程中,L(1)的結果反過來成為L(2)的前提。對歷史事件展開完整之解釋一定涉及事件和觀念互動(它由觀念的實行和實行後果對觀念反作用組成)的長鏈。而 L(1)和L(2)的結合和互為因果關係同構。這樣一來,對歷史的展開作整體研究,必須運用系統方法。如果說歷史在展開過程中存在長程模式,它一定遵循系統論法則,屬於系統演化論研究範疇。[2]

因為L(1)是人在價值支配下達到目的之過程,而L(2)為事件對觀念的反作用,兩者耦合雖和互為因果關係網同構,但性質卻有本質不同,它包含人在試錯中的學習和進步和對價值、社會行動之自覺。哲學家早就意識到該差別。十九世紀黑格爾寫《歷史哲學》,認為進步只在在於歷史展開過程中。二十世紀上半葉柯林武德強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注重的都是這一點。

綜上所述,歷史展開的長程模式是存在的,揭示觀念和社會互動鏈中存在的結構更是歷史解釋的核心。否則歷史研究將變得支離破碎,喪失它作為人類對思想、價值系统實踐進行研究、認識其模式和反思其盲目性的功能。但是至今為止,有關歷史展開的整體模式和長程結構之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哲學和觀念史的思辨。無論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還是依照柯林武德的觀念史,都沒有做到將經驗研究和思想分析結合起來,用史料來鑒別理論更是不可能。而歷史學不同於哲學,它必須以收集、鑒別、分析原始史科為基礎,故歷史展開模式和長程結構研究至今不被歷史學家看重。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建立在歷史哲學和意識形態之上的大歷史觀因和史實不符,一直是被批判和解構的對像。因此今日之歷史領域,在大歷史觀和史料之間存在着一條似乎難以愈越的鴻溝。即使人們意識到大歷史觀的意義,它大多仍局限於空談和想像,很難變成一種可以用史實檢驗的探索,因而被專業越分愈細的歷史學研究忽略甚至拋棄。而在鴻溝另一邊,史實研究因缺乏理論意義開始喪失歷史解釋的功能。

我們能跨越這條鴻溝麽?無論歷史展開的長程模式,還是觀念與社會互動的結構,將理論分析與經驗研究結合的關鍵是用史實來展開觀念與社會互動之長鏈並檢驗其中各環節。觀念與社會互動長鏈由L(1)和L(2)耦合而成,對L(1)的經驗研究中,最難的是找到支配社會行動的真實觀念。而事件對觀念的反作用研究,困難的亦是觀念變化的軌跡。因為事件Y(Y1、Y2、Y3…等)為原初觀念X實行的後果,當X清楚時,Y的研究相對容易,但檢驗「根據思想演變的內在邏輯L(2),Y導致觀念X演變為觀念Z」則相當困難。然而,自二十世紀哲學研究實現了語言學轉向後,語言學和哲學的交匯產生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其中有一個基本觀點成為學術界普遍共識,這就是當某一種普遍觀念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轉化為社會行動時,我們一定可以找到語言學的證據,因為任何觀念的表達、流傳(成為社會化的普遍觀念)都離不開語言(韦森评注:非常深刻!!!)。無論是普遍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還是社會行動反過來改變普遍觀念,都可以通過表達有關觀念的關鍵詞的意義分析和使用頻度統計來證實。

雖然有了這種共識,但是跨越這條鴻溝仍是困難重重。障礙主要來自如下兩方面:第一,由於語言學要求的是比歷史學史料更大量、更具體、更可靠的證據,甚至是統計結果的證明。以往歷史研究中,學者只憑個人之力來搜集、研究分析史料,對一個觀點的論證使用數條或數十條史料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找到語言學證據,則往要用數百條,甚至成千上萬條例證,才能做出較可靠的分析,這就大大超出了一兩個人的能力。第二,由於思想的傳播和演變往往不是由單一語種就可以分析得到的,如西方思想史就涉及多種語言;那麼,我們可以選擇哪一種語言,又選取甚麼時段作為研究範圍?我們發現,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為跨越這條鴻溝提供了可能性,在這裡蘊含着歷史研究的新範式。

十幾年前,我們就選擇了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國思想由傳統轉變為現代形態作為研究對象。我們之所以認為在該領域中存在跨越鴻溝的可能,是因為上面所說的兩個困難最容易在這裡克服。首先,與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有關的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的互動鏈,涉及時段不長,集中在1830-1920年代這一百年間;所涉語種主要是中文文獻。從原則上來講,這一百年相關文獻是可以窮盡的。更重要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大量歷史和思想史文獻電子文本的出現,使研究者有可能建立某種專業性數據庫,從而使得通過關鍵詞統計分析來尋找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普遍觀念和研究觀念變遷是可以實行的,研究者可以用數據庫方法對思想史假說(觀念變遷以及歷史研究中特有的「因果律」)進行經驗檢驗。因此,我們可以說,今天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觀念史)研究,正在成為孕育和探索歷史研究新範式的最佳場所。

自從1997年開始,我們通過一系列大型研究計劃,開始建立研究1830至1930年間中國政治思想變遷的專業性數據庫。[3]先從兩千萬字文獻起步,逐步增加到一億多字。雖然,這個數量級仍是不夠的,但已大大超出了個體研究所能掌握文獻的限度。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利用數據庫通過關鍵詞統計分析,研究中國近現代最重要政治觀念的起源、傳播和普及。我們體會到運用數據庫的研究已存在着以往史學研究沒有的兩個特點。

第一,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是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論為中心,和一般思想史研究不同,我們的研究是以某一時段相關文獻中的含有表達某一觀念的關鍵詞例句為中心。也就是說,不再以流派、人物、著作為分析單元,而以例句為基本單元。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針對某一流派、人物的思想,不同的研究者往往眾說紛紜;而現在以例句為中心,對某一詞彙在一個句子中的意義,研究者是可以達到共識的。這就帶來一個以往研究中無想像的便利:觀念史研究變得可以驗證了。不同的研究者分析同一個例句,會得出相同的答案。這是以往思想史和觀念史方法不能做到的。具體分析步驟是,首先找出指涉某一觀念(或事件)的關鍵詞,它可以是一個或一組。[4]接着利用數據庫找出含有該詞(或詞組)的所有例句,及其按年代的使用次數統計。原則上講,對於電腦的處理能力來說,某一時代所有原始文獻是可以窮盡的,一般情況下,處理的歷史文獻越多、越全面,越能夠得到更符合真實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再對提出的所有例句進行意義分析,注重關鍵詞的不同意義類型及這些不同意義在不同年代使用時的變化情況,統計不同意義類型在不同年代使用次數的變化,為觀念在流傳中的意義變化找語言學證據。最後用上述經過分析的例句為基本素材,尋找支配事件發生的真實觀念。從以上步驟可以看到,該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處理文獻量大和可以驗證這兩點之上的。[5]

第二,在完成大量數據處理後和分析後,我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到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對觀念的反作用即L(2)上,去發現觀念在外來衝擊下變化所遵循的邏輯;一旦做到這一點,L(1)和L(2)怎樣耦合就可以用經驗證明。我們可以整體地抓住普遍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又如何改變(反作用於)普遍觀念的互動鏈。從此斷裂碎片化的經驗研究可以整合起來,以便去尋找互動鏈的結構和長程模式。下面,我們用具體案例來說明數據庫方法對發現互動鏈的重要性。

 

七、  尋找觀念與事件之間的互動鏈 

 

疏理觀念和社會互動鏈第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是對支配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普遍觀念進行準確的定位。只有完成這一定位,才能理解該事件對普遍觀念的反作用,使真實的觀念和社會互動鏈呈現出來。我們就以辛亥革命為例,說明這一定位對疏理觀念和社會互動鏈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數據庫方法來做出這種定位。

眾所周知,發生於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歷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導致清王朝覆滅,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那麼,如何為支配這一重大事件發生的普遍觀念定位呢?表面上看,支配辛亥革命的思想,無疑是革命觀念的普及了。這類看法是早已寫入歷史教科書的定論,例如,把清王朝終結的歷史看成是清末革命派對維新派和保皇派的勝利。但是如果從我們提出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角度來看,對於當時參與這一事件的大多數人,這樣為這一重大事件定位是不是符合真實呢?我們通過數據庫方法對主導「辛亥革命」觀念進行分析後,發現這一定論大可懷疑。正如我們前面分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一樣,人們以為某一事件發生之觀念背景,往往是事後給予的名稱,或用今日觀念對其進行想像的結果,並不一定代表真實。

從事件發生的經過來看,辛亥革命直接起因是鐵路風潮,它本只是一個地方反對中央的經濟事件。1911年盛宣懷繼唐紹儀成為郵傳部尚書後,3月5 日他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鐵路公債借款一千萬日元,4月份載澤與四國銀行團訂立整頓幣制、興辦實業、推廣鐵路計劃,借款五千萬元,用國有鐵路作為抵押。這樣,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疏陳商辦鐵路弊害,主張鐵路幹線國有,支路民營。5月8 日奕劻的新內閣成立,盛宣懷作為郵傳部長,決定執行幹線國有政策。5月9 日皇帝上諭宣佈,各省所有商辦鐵路由國家收回。這一政策牽連最大的是四川和廣東兩個省。因為1904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清廷批准紳商自行籌資修建成都到宜昌鐵路,當時紳士按佔田多少強迫認購鐵路租股,即凡有一畝田能收租的全是股東。[6]現在中央政府決定鐵路幹線國有,直接損害紳士利益,於是出現省諮議局與國家的對抗。四川紳士派出代表到北京,跪在地安門口,要求與攝政王對話,但是中央政府態度很強硬,將代表解回原籍。這時,四川紳士醞釀獨立。於是中央政府派端方率湖北的新軍入川鎮壓。湖北新軍有第八鎮和第十一混成協,共一萬七千人。1911年8、9月間,調動九千新軍入川,留守武漢的約八千人,其中半數與革命黨有聯繫。這就為武昌起義提供了機會。農曆八月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對外聲明,毫無排外之意,主張以往條約仍然有效,將中國建立成一個共和國;這樣,各國領使先後宣告中立。在起義二十天後,湖南、陜西獨立,接著九江獨立,廣州將軍鳳山被刺,山西獨立、雲南獨立、江西獨立……,整個南方相繼獨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發起獨立的是各省的諮議局。從以上過程來看,從事件的引發,到成功推翻清王朝整個過程中,地方紳士起了關鍵作用(韦森评注:非常重要的发现!!!)。因此,早在196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辛亥革命實為立憲派社會行動的邏輯延伸,忽略立憲派的主流觀念,是不可能真正認清辛亥革命原因的韦森评注:非常深刻的洞识!!!】。[7]而立憲派一直是反對革命的,因此,支配辛亥革命發生的主流觀念系統,似乎不應該是革命觀念。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武昌起義的爆發,肯定和革命黨組織對新軍滲透有極大關係,而排滿革命一直是革命黨所主張。而且一些歷史學家强調諮議局之所以獨立,是因為1910年後廣大紳士開始傾向革命,故將其歸為革命觀念的傳播所致亦不無道理。為了判斷主導辛亥革命這一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背後的普遍觀念是否是革命,我們必須引進詞語判據。因為任何普遍觀念的流傳都離不開語言,如果辛亥革命真是以革命觀念為背景的事件,紳士立憲派轉向接受了革命觀念,那麼,應該可以從統計上發現當時的文獻中鼓吹革命觀念、使用「革命」一詞的次數大大增加。查詢「數據庫」1890–1911年「革命」一詞的使用次數發現,1911年恰恰是「革命」一詞使用的最低谷。[8]這一語言現象,與1910年和1911年間正好是革命黨活動的低潮這一歷史現象相吻合。[9]將兩者結合起來,可以說將辛亥革命的發生歸為革命思潮的支配,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即辛亥革命作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支配其發生和展開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別的觀念。

【韦森评注:这里的问题是,用词语历史变迁的轨迹研究近代和当代历史没有问题,但如何研究古代遥远的历史?其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关于语言变迁的史料相对于经济史、政制史和社会史来说,可能少而又少(?)。】

那麼,「辛亥革命」的命名又是如何作出的呢?數據庫檢索表明, 這個提法最早出現在1912年梁啟超〈罪言〉一文中,他這樣寫道:「辛亥革命之役,易數千年之帝制以共和。」[10]在這個句子中,梁啟超第一次使用了「辛亥革命」詞組,該句子的準確意義是指推翻數千年帝制、建立共和;「之役」是指武昌首義之役,也即1911年10月10日那天武昌革命軍起義及隨後的戰事。我們在前面已簡述這一事件發生過程,它是由紳士的護路運動並利用省議會表達政治訴求,進而要求獨立,清廷調兵鎮壓四川可能發生的民變,武昌空虛,革命軍才能發動起義;首義發生後,主要不是通過戰爭而是各省宣告獨立而導致清廷垮台。也就是說,事件的前因後果都是紳士政治力量起著主要作用,如此,我們就應該找出支配當時紳士的觀念,才能為支配辛亥革命發生的觀念定位。按照我們在有關論文中對共和主義的界定和討論,[11]當時支配立憲派紳士觀念的是共和主義,因此,我們說支配辛亥革命的觀念是當時占社會主流的共和主義觀念。

據此,我們把推動辛亥革命背後的主流觀念定為共和主義。它是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展開的產物。所謂二元論意識形態是指,為了維護清朝統治和紳士參與改革的合法性,清廷和廣大紳士將公共領域和家族領域分開,認為兩個領域之理互不相干。這樣可以在公領域引入西政西學,而在私領域維護儒家三綱五常的正統。其結果是廣大紳士階層積極投身於新政改革和預備立憲,革命觀念傳播受到遏制。紳士階層利用各級諮議局聚集政治力量,發起一次次召開國會運動,要求成為立憲主體。紳士階層的這些行動與革命無關,是合法政治鬥爭。正如我們在有關研究中指出的,以紳士為主體的立憲派在和中央利益不可調和時,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會使他們放棄君主立憲而傾向共和。[12]因此,可以說引發辛亥革命的正是由中西二分的意識形態價值系統導出的共和主義。

用共和主義而不是革命觀念來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關鍵的是如何解釋紳士及其政治勢力對清廷的反叛。我們曾分析指出,在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中,儒家倫理僅在家族家庭等私領域有效,這樣,就不能由「孝」推出「忠」;皇帝統治正當性只是基於習慣的權威。[13]。王權的意識形態正當性在公共領域中大打折扣之後,一旦中央與地方發生利益衝突,君主立憲目標就自然被以紳士地方精英為主導的共和主義取代。辛亥革命實為清末省諮議局的紳士積極要求召開國會,發起一次次挑戰清王朝的行動的邏輯延伸。也就是說立憲派並不需要接受「革命」觀念,就可以支持顛覆中央王權的行動。一旦找到支配辛亥革命發生的主流真實觀念,一條連續的觀念和社會事件的互動鏈便顯現出來。

如果把支配辛亥革命發生的主流觀念視為革命,就很難發現該事件和之前和之後事件間的聯繫,辛亥革命的發生意味著歷史的斷裂。而將支配辛亥革命發生的真實觀念還原為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背景下廣大紳士接受共和主義,就會很清晰地看到辛亥革命之前和民初重大事件之間的一致性。辛亥革命是立憲運動的邏輯延伸(韦森评注: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现!!!)。而民初的共和亦是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付之實踐,這樣清廷的立憲和民初的共和聯成一整體,它們都是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支配下的社會行動。正因為如此,一旦共和嘗試失敗,二元論意識形態就要對民初政治的無序負起責任,人們就會質疑並進而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以及作為其載體的紳士階層,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爆發的思想原因。

總之,通過數據庫方法我們發現如下互動鏈: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付之實現,導致清廷預備立憲和辛亥革命,該普遍觀念實現的後果是建立民國及民初政治的失序;人們對這一後果的反思,引發了新文化運動,結果是用新的觀念取代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它把斷裂的歷史解釋整合為一整體。在該互動鏈中,L(2)為共和失敗引發觀念系統的巨變,這正是我們說的某種普遍觀念實行帶來的後果對觀念的反作用。在新文化運動爆發以及孕育新觀念的邏輯中,存在着我們在第五節所講的歷史領域中獨特的「因果律」。



[1] 請注意,社會對歷史之整體性反思如何改變普遍觀念,亦屬於L(2)。這裡,導致觀念改變的不是一具體事件,而是某一時段發生的所有事件。

[2]金觀濤、劉青峰:<論歷史研究的整體方法>《知識分子》(紐約,1987,春季號)。

[3] 這一系列研究計劃如下:1997年香港研究資助局(RGC) 資助的為期兩年的研究計劃:“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2000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基金會資助的 “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 (RG018-D-99)”;2002年4月中文大學資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年9月開始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研究計劃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2004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基金會資助的研究計劃“Confucian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Comparative Study  (RG019-P-03)”。2005年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2005-2006)資助的研究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Ideas”。2006年9月開始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為期兩年的研究計劃:“A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1830-1924)(CUHK4554/06H)”在此,我們對以上資助機構致以謝意。

 

[4]  找關鍵詞時特別需要注意,由於語言變遷,不能用我們今天的關鍵詞來代替歷史上對應該觀念和事件的詞彙,而要從歷史文獻中找當時的用法。例如,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中把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稱為「甲午戰爭」,但當時很少有這個用法,而是「黃海大戰」等等。

[5]  儘管電腦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仍然只是輔助性的。從第一步選關鍵詞,到以後每一步中,研究者的分析都起著主導作用。由於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去分析成千上萬個例句,如同科學實驗室分析大量數據一樣,研究者在這一環節的工作甚為枯燥和艱辛,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礎性數據處理工作。

[6]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7),頁10。

[7]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8] 金觀濤:〈革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十三期(臺北,2005年6月)。

[9]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北:正中書局,1987),頁144,表4-1。

[10]   梁啟超:〈罪言〉,《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89。

[11]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1840-1924)”,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Exeter, England), vol.26, no.3 (August 2005).

[12]   我們曾論證,主導清未立憲和民初共和政治嘗試的觀念系統均為共和主義。詳細討論可參見注32論文。

[13]  詳見金觀濤、劉青峰:〈試論儒學式公共空間—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思想史研究〉《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2卷第2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12)。另外,我們也可以用數據庫統計1903年後「忠君」一詞使用頻度,發現「[忠君]並不常用,很多時候是在批判意義下使用的。更重要的是,自1906年後,「忠君」一詞使用頻度一直處於不斷減少之中,如1906年尚有22次,1907年為15次,1908年為9次,1909年是5次,1910年只有3次,1911年為2次。當然,數據所收文獻不夠全面、量不夠大,會影響到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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