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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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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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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与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的讨论(之二)  

2008-02-17 20:26: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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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觀性與真實性

 

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並不是一定能將研究對象視為不依賴於觀察者(研究者)的獨立存在。當作為被研究的對象不能獨立主體存在,即外部存在離不開人的主體選擇和建構時,這時主客觀關係如圖13.1所示。[1]早在1980年代,二階控制論已證明這種被選擇、被建構的外部存在,是圖13.1所示的系統本徵態。[2]對於本徵態而言,真實性就是操作系統經驗的可重複性。它有兩重含義。第一,作為觀察者個人某一經驗的可重複,它意味著觀察者可以反復觀察到某一種特定的現象,只要他進行某種特定的操作,他就能進入他曾經進入過的某一種特定的環境。經驗可重複的第二重含義是:不僅僅這一個觀察者可以重複這一經驗,任何其他觀察者只要實現相同的條件,他們也能進入相同的環境,看到同樣的東西。[3]

 

圖一  客體不能獨立主體存在時的主客觀關係

 

                  客體     《====》  人(主體)

 

 

舉一個例子,顏色是不能獨立於觀察者神經系統而存在的,但我們仍可判斷「這一隻烏鴉是黑的」是一句真的陳述,甚至將黑烏鴉視為客觀存在。該陳述之所以為真(代表了可靠的經驗),這是因為該觀察的可重複性。誰要不相信,我們即把關在籠子裏的烏鴉給他看一下。「尼斯湖有湖怪」和「這一隻烏鴉是黑的」兩句陳述都是單稱陳述,兩者的本質不同正在於:前一個單稱陳述是一個不可重複的經驗,後一個則是可重複的經驗。[4]

廣義地講,我們可以用如下受控實驗原則來表達經驗可靠性(真實性)的充份必要條件:「當我們控制可控變量X時(即實現條件X1、X2、X3…),必定可以觀察到Y。」顯然,當我們想要Y發生,只要去實現X,因為X為可控變量,故這總是可以做到的。也即每當X實現,我們總是看到Y發生。這裏,觀察的可重複性保證了Y的真實性(雖然它不能獨立於觀察者的選擇而存在)。在受控實驗中,我們通常把X稱為Y的原因;而將表達X和Y之間存在著這種確定性的關係L稱為因果律。【韦森评注:即使我们承认X和Y这种关系,也要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和词语在构建这种X和Y“之间经验真实性关系”上的一些潜在作用。譬如,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表述语句中,很多句子和命题并不如“這一隻烏鴉是黑的”这样一种简单的表述,而使用的语句表达式和词往往都是既定社会文化传统和流行(广义的)“ideology”中的一种“convention”。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波普尔的“证伪说”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家们的进路实在帮不了多少忙!】

我們可以證明,第一節所講的用客觀性(研究對象為不依賴主體的獨立存在)來保證經驗的真實性,只是受控實驗原則的特例。[5]也就是說,用受控實驗原則來檢別經驗的真實性,是比客觀性更普遍的原則。這樣一來,當研究對象和主體不可分離時,上一節所講的用客觀性方法原則上可以被受控實驗原則取代。其實,自然科學研究正是這樣做的。在量子力學中,研究對象並不總是不依賴觀察者的「客觀」存在,這時正是受控實驗原則保證了觀察的真實性。在哲學上人們之所以會用客觀性原則來等同真實性,除了不了解受控實驗原則以外,或許還和客觀性(objectivity)這個詞本身意義所帶來的誤解有關。objectivity有對象的意思,即它是作為主體(subjectivity)的對立物存在,因而對其進行哲學和方法論抽象很容易被視為和主體無關。[6]

既然受控實驗原則是比客觀性原則更為有效的達到真實的方法,那麼,我們能否將其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以代替蘭克方法呢?表面上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歷史事件只發生一次,其特點是不可能重複性。我們認為,雖然歷史事件是一次性的,不會重演,但是應該注意到歷史事件是人的社會行動,它是在人的參與和控制下發生的;而人的行動又是在價值目標支配下產生做某事的動機而發生,由眾多參與者的行動合成為整個社會行動,這些社會行動在某種條件下演變為歷史事件。由這一認識出發,我們認為,就可以把受控實驗原則引入歷史研究,用於判斷某社會行動是否發生以及是怎樣發生的,也即可用於判斷社會行動的真實性。

把受控實驗原則運用到判斷歷史上發生過的社會行動的真實性,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我們在研究歷史事件的記錄時,必須去尋找導致該事件發生的支配參與者行動的普遍觀念。研究支配歷史事件的普遍動機和思想原因,實質上是研究者在自己心中重演該事件發生的過程,這一過程很類似於對受控過程做思想試驗。簡言之,因為歷史事件的核心是人的行動,人的行動受動機支配,動機又和價值系統與觀念互相關聯;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分析人的行動動機和價值系統與觀念如何互相作用而引致事件的發生,看作與受控實驗存在著同構性。動機和與動機相聯繫的價值系統或相應的觀念,相當於受控實驗條件中的X集(或X集中大部分元素)。因此,我們認為用受控實驗判別真實性原則是可以用於歷史研究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定義:所謂歷史事件的可重複性並非真的是讓該社會行動再發生一次,而是指後人對該事件的可理解性。

這裏所謂的可理解性,是指歷史學家通過理解支配該社會行動的觀念(動機)把自己想像為當時的行動者(參與者),並根據觀念如何支配動機以事社會行動如何反作用於觀念設身處地的想像整個參與過程。由此,我們得到達到歷史研究真實性的第一個普遍原則,這就是:當歷史記錄是人的行動或社會行動時,闡明支配該社會行動發生的價值系統和觀念(包括行動後果如何反作用於觀念)是呈現歷史真相的前提【韦森评注:在歷史研究中,也許觀念史的研究并不比歷史“史實澄清”更容易。我們又怎麼判斷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上的觀念是當時的“占支配地位”或在歷史事件中真正“起作用”的觀念(價值系統)?因為,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系统”的歷史文本,或言“觀念史”,也往往是經過“觀念史”学者主觀篩選過的呀!】。我們將其稱為「擬受控實驗原則」。其實,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在談到觀念史研究的重要性時,雖然尚沒有明確提到哲學高度,但他曾意識到這一點。他這樣講:「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心靈裏重演他所敘述的那些行動者的所作所為的思想與動機;而任何事件的繼續卻不是歷史的繼續,除非它所包括的行動其動機,至少原則上如此,是能夠這樣加以重演的。」[7]

我們提出歷史研究的「擬受控實驗原則」,並用它代替原來的歷史研究客觀性方法,是因為任何歷史研究都是研究者在思想上想像和理解(或稱為模擬)曾經發生過的事件,而要達至這種理解的真實性,就必須強調重現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記錄者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無論的偵探破案還是人們在判斷某人是否真做過某事時,追溯動機和觀念從來都是最基本的方法。而這一點恰恰在歷史研究中被忽略了。它之所以會被忽略,這是因為當社會行動尚未變成歷史時,人們對此是熟視無睹的。確實,在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目擊者看來,那些支配重要行動的動機和觀念是人所共知的常識,根本不必多說。支配重要行動的動機和觀念是如此刻骨銘心,參與者認為它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因此亦沒有必要將其上升為某種判別社會行動是否真的發生過之原則。正如米歇列(J. Michelet)所說:「沒有任何東西,無論是人或事,將會遭到遺忘。凡一度存在者,即無從湮滅。牢牆未曾遺忘、地上鋪砌之石塊亦未曾遺忘,共同傳遞出喧囂與訊息。」[8]然而,這些參與者沒有想到的是,當社會行動轉化為歷史記錄時,支配行動的動機和觀念很少被記錄下來,隨著日常生活的改變,這些觀念可能很難被後來的研究者理解,這樣,無論觀念和動機對於歷史上的行動者是多麽難忘,但在歷史事件記錄中卻往往發生動機和觀念的缺位。

本文正是試圖從歷史研究方法論的高度來證明上述「擬受控實驗原則」的重要意義,並結合具體案例分析來討論這一方法的應用。我們的探索是初步的,但我們相信它是大膽、新穎、開放、充滿挑戰性的。

 

三、  闡明事件背後的觀念是呈現歷史真相的前提

 

先舉一些例子,來說明發現支配歷史事件的觀念是呈現真相的前提。讀過中國通史的人都知道,在漢朝,每當出現日蝕、月蝕及各種天災的時候,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詔,有時候還要殺大臣。東漢期間,正好是太陽黑子活動異常期,災異特別多。當時曾制訂一種歷朝都沒有的頗為怪異的規定:每逢發生大天災,皇帝就會派侍中手持密令,帶著十斗酒、一頭牛,駕著馬車到宰相家中,宣佈皇帝要下令怪罪於他。然後,當皇帝的使臣上朝回覆途中,宰相須上書告病。當侍中回到朝中,還沒向皇帝覆命時,尚書就應該把宰相自殺的消息報告皇帝。[9]在今天人們眼中,漢儒似乎喪失了理智。如果不是思想史研究揭示出漢代宇宙論儒學中獨特的「天人感應」觀念,並揭示支配該法令是正是天人感應觀念,後人讀到上述社會行動記錄時,就不僅會認為其荒唐無稽,甚至會懷疑這些史料的可靠性(如果它們不是在正史中大量存在的話)。

漢朝離我們太遠了,上述史料中,觀念在社會行動中的缺位是否是由於時間久遠以及和當時史官記錄特殊方式有關?為此,我們就來看看性質完全不同、而且是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的例子。1958年,中國發生大躍進運動,當時的很多記錄也是今天難以想像的。例如,據發行量遍及全國城鄉的黨報記載,中國糧食農作物的畝產量,起初說一萬斤,很快說有六萬斤,最後竟說一畝地可以長十三萬斤糧食,這已超出普通農民的常識。但為甚麼全國人民當時會相信這些報導是真實的,並敲鑼打鼓地慶賀呢?更不可思議的是,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黨委書記居然在群眾大會上宣佈:「今年的11月7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11月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下,東西不分你我,於是老百姓就上街去拿商店的東西,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條:老婆還是自己的。但這位黨委書記補充說:「不過這一條,還得請示上級。」[10]難道當事人真的相信一日之間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嗎?在1958年的報刊中,既有大量這類社會行動的記錄,亦有當時支配這類社會行動的觀念記錄(如中共中央指示和報紙社論),將兩者綜合起來才使研究者感到這些社會行動不可能是假的。但任何時候,社會行動記錄給人的印象比觀念記錄要深得多,而且對觀念的記錄總不如對社會行動的記錄詳細。故今天已有很多人視當時人的行為為荒誕了。

另一個例子或許更為典型。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的青年學生一片狂熱,很多中學出現了學生打老師的現象。僅僅1966年8、9兩個月,在北京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戶。難以想像的是,很多打人的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平時成績都很好。當時甚至以打死人為光榮。[11]今天,支配中學生紅衛兵打老師的觀念已被社會遺忘。有關紅衛兵打老師的史料(目擊者回憶和死亡名單)主要記錄社會行動,而沒有支配這些行動的觀念。正因為如此,很多研究者不得不用今日觀念(如青春期性壓抑或犯罪心理學)來解釋紅衛兵打老師的現象。事實真是如此嗎?如果不理解到底是甚麼樣的觀念、甚麼樣的政治文化決定紅衛兵有這樣的社會行動,歷史學家能認為自己已掌握到歷史的真相嗎?

對過去觀念的健忘,是人類和社會的本性。觀念被遺忘的程度和這種觀念盛行的時間離我們的遠近,並沒有太大關係。1989年六四事件才過去不到二十年,凡經歷過的人對其性質和發生原因一清二楚,但當時的觀念對於新一代大學生已經很陌生了,於是今日有人可以將其歸為一次反對全球化的運動。其實,從漢代至大躍進和文革,那些在後人看來是怪異的行為,在當時不僅是可以理解,甚至對於行動者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只是由於思想觀念、動機發生了巨變,今天的人才對這些社會行動大惑不解,以至於由於其不可理解性而懷疑其真的發生過。

因此,我們認為,今天為了恢復歷史記錄的真實性,歷史學家要做的一項關鍵性的工作,是尋找支配歷史事件背後的觀念,把歷史記錄還原成觀念支配下發生的社會行動。不理解支配社會行動的觀念和價值系統,就不能在研究者思考中理解這些社會行動是如何發生的,甚至不能判斷某些記憶能否反映某一歷史事件。在觀念缺位條件下,即使後人盡可能詳盡地閱讀歷史事件記錄,也很難確定對它的解釋是否符合真實。換言之,為了達到歷史研究的真實性,除了應像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盡可能排除研究者用今日觀念和價值系統想像歷史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去做另一件事情,這就是去認識當時支配歷史事件發生的觀念。這正是我們提出的擬受控實驗原則。

由於任何社會行動都不可能被完全地整體地記錄下來,歷史學家就只能憑這些部分的歷史記錄來復原該社會行動。正如柯林武德指出的那樣:「從來沒有一個事實被完全確定過,但它可以逐步被確定:隨著歷史學家工作的深入,他們愈來愈了解事實,并且愈來愈有把握去駁斥一些歪曲事實的記載;但是,從來沒有一種歷史陳述能夠揭示一個事實的全部真相。」[12]這樣,在史學研究中有一普遍接受的預設:對該社會行動發生的原始資料收集愈詳盡和愈細,我們對其的認識也愈真實,也就是說憑著不完全的資料我們總是可以一步一步逼近真實的【韦森评注:柯林伍德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深思,正如基佐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历史真相,但可以通过不断的占有历史材料——包括考古发掘的材料来不断的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这即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永远只是是“大致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学历史,虽然觉得历史书常常不可信,但又觉得一些大的事件总是在那里,如文景之治、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用煤炼铁、英国大宪章、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拿破仑哪天登基,哪天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等等。一个出色的史学家,与其是说其主要任务是拼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不如说是能从这“永远接近”的历史“发现”中发现“历史的意义”?当然,这可能不附合兰克早期思想中“如实直书”见解,同样也与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的简单理解的观点相悖】。現在,我們則可以說這一預設不一定總是對的。因為,只要當我們不瞭解支配歷史事件發生的核心觀念,以致「擬受控實驗原則」不能運用時,無論在原始資料和細節上獲得多大進展,逼近真實都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歷史研究中自覺地運用「擬受控實驗原則」,就不僅可以理解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中提出的「理解方法」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還可以得到一條判斷歷史學家能否找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判據。【韦森评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和进步了!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來看以下比喻。假定五百年後,打籃球這項體育運動已被人類遺忘。有位歷史學家撿到一張記錄今天打籃球的有破損的DVD影碟;他只能通過該記錄來認識打籃球。對他來說,歷史記錄的不完全性相當於DVD的損壞(影像模糊、某些片段和某些人看不到等),又假定DVD其他一切良好,可以播出球賽,但他不能清晰地看到全過程,只能看見人而看不到球。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位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如何看待打籃球呢?顯然,因為研究者看不到球,運動員蹦蹦跳跳的行為就很難理解,好像在跳某種奇怪的集體舞。如果他能知曉兩隊球員在搶球、投籃進球是打籃球的目標,這樣才能根據DVD其他情節研究出籃球運動及其比賽規則。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歷史研究,看不到球即代表支配該社會行動核心觀念的缺失,也即不能運用「擬受控實驗原則」,這種情況下,即使對運動員個體行為研究得再仔細,如運動員身高、衣服,分解他每一個動作,如果無法對判斷運動員是在搶球(如在某種觀念支配下的行動目的),當然也不能去復原被遺忘的球賽規則,我們能說這種研究逼近藍球運動這種真實了嗎?

今天人們用「超真實」這一術語,來描述那些和真實十分逼近的人工虛擬世界。虛擬世界在細節上和真實愈接近,本質上卻離真實愈遠,因為它造成一種幻覺,誤以為找到真實,而實際上卻是使人搞不清甚麽是真實。今天,由於觀念史研究遠遠落後於社會史,特別是觀念史和社會史的分離,以至於很多研究結果都屬於「超真實」而非「真實」。【韦森评注:非常同意!!!】



[1]金觀濤:《系統的哲學》(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40。

[2] Heinz Von Foerster,“ On Constructing a Reality”,“The Invented Reality. 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We Know”(Contribution to Constructivism),New York 1984.

[3]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頁62-63。

[4] 金觀濤:<奇異悖論--證偽主義可以被證偽嗎?>。

[5]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頁105–109。

[6]   在中文裏似乎不存在這種誤導。用「客觀性」譯objectivity始於日文,1899年梁啟超第一次將該譯法引進中文世界(梁啟超:〈自由書〉《飲冰室專集之二》)。

[7]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74。

[8] 海頓.懷特(Hayden White)著,劉世安譯:《史元》上(台北:麥田出版,1999),頁207。

[9]    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上海:東方書社,1941),頁37-38。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745-55。

[11]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總第30期(1995年8月號)。

[12]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歷史哲學的性質和目的〉《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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