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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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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就“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与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的讨论(之一)  

2008-02-16 16:11: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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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歷史的真實性:

數據庫方法及歷史研究的範式轉變*

金觀濤  劉青峰

 

韦森按春节前,应香港中文大学亚太工商研究所所邀,并经吕源教授盛情安排,不佞曾在香港中大讲学访学两周。期间,我曾有机会拜访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聊得非常投机。春节回来后,收到金观涛教授从香港传来的他和刘青峰教授的一篇大作。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著名思想家,二位教授这篇文章探及了历史研究中的许多方法论基础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二位教授就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史实——尤其是近代话语变迁与广义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洞见。细读这篇宏论之后,觉得收益良多,故边读边做批注,结果,在二位教授的文章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评论。由于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的这篇文章已经部分发表,现在未经他们二位的同意,迳把他们文章的原文和我的一些评论陆续贴在这里,与对史学学术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由于金观涛、刘青峰二位教授的这篇宏论目前还未在网络媒体上发表过,未经他们本人和笔者允许,请勿转载。

(注:文中用蓝颜色标出的部分是我的评论)

 

韦森于2008年2月16日下午谨识于复旦

 

 

 

 

如果歷史的展開存在著自身獨特的邏輯,它只能屬於系統演化的法則,特別是人類的自我意識及普遍觀念在其指向外部世界、轉化為社會行動過程中被其實行之後果改變的法則。

                      

          

一、 歷史研究「客觀性」困難

 

今日,歷史學家正在面臨可怕的精神分裂。一方面,他必須遵尋科學研究的規範,對史料作嚴格客觀的考訂,並讓歷史解釋建立在史料實證基礎上。但另一方面,歷史學已經從十九世紀客觀主義的幻夢中醒過來,深知所有史料無可避免地打上紀錄者主觀價值的印記,建立在過去主觀記錄上的解繹和講故事似乎沒有本質不同。歷史學家的本能告訢他,勾劃過去的圖畫必須和科學研究一樣,應該去尋找真相並其進行解譯,以理解人類歷史展開的模式。但一旦這樣做的時候,立即碰到方法論們限制:歷史研究似乎永遠達不到科學所要求的客觀性。

二十世紀下半葉,建立在意識形態對歷史解釋之上的大歷史觀解體了。歷史理論研究充其量只是去批判過去的解釋,對宏大的歷史叙事進行後現代的解構。建設者只能不管任何理論。歷史研究正在淪為越來愈鎖碎的考證和個人文學性的主觀叙事。我們能從這困境中走出來嗎?本文是一種嘗試,讓我們從分析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要求開始。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論歷史〉(On History)一文中指出「歷史學是有其價值的,首先因為它是真實的;這一點儘管不是它價值的全部,卻是所有它的其他價值的基礎和條件。[1]在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追求真實是通過訴諸研究的客觀性來達到的。所謂研究的客觀性,通常指排除觀察者或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和主觀觀念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它在方法論上可表達為將研究對象視為不依賴觀察者和研究者(主體)的獨立存在這一基本原則,在社會科學中,該原則簡單地稱為價值中立。歷史學也是這樣做的。

我們可以用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主張來說明這一點。為了排除主體價值取向和觀念系統對史實的歪曲,蘭克不相信二手史料,甚至認為過去歷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這樣,弄清歷史事實真相的唯一途徑就是窮本溯源,去研究「目擊者」是如何記載事實的。在判定一手原始資料是否真實的過程中,蘭克提出類似於清代漢學家考據的原則:愈是接近事件發生時間證人的陳述愈可靠。在蘭克那裏,因為可靠的史料是和研究者的觀念無關的,故他反對對史實進行解釋,甚至視一切歷史理論(包括對重大事件因果關係的解釋和社會行動的模式)為虛妄。

雖然蘭克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是史學界的金科玉律,但是史學家愈來愈感到上述客觀性原則在歷史研究中幾乎是做不到的,或者說即使做到了亦無意義。首先,我們先排除蘭克研究方法的貫徹是否可能的問題,即使做到了,充其量只是排除歷史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觀價值,而不能消除歷史紀錄本身的主觀性。歷史事件的記錄和自然科學的觀察、社會科學的記錄(它們可以做到價值中立)有一巨大差別,即通常人只記錄他認為重要和值得記錄的事件,而甚麽是重要和值得記下來的,則往往取決於記錄者的價值系統。也就是說,原始史料作為人社會行動記錄,從一開始訴諸文字就和記錄者的觀念不可分離。舉一個例子,1789714日是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的重要日子,但路易十六在日記中寫下「今日,無事」,可見路易十六當天並不特別重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它只是頻頻發生的政治騷亂之一。但是,今日歷史研究者顯然都不會從這條當事的記錄來寫法國革命史,而要去參看有關那一天的其他大量歷史記錄。但同樣的問題又會發生,任何人都從自己的價值系統出發記下認為那一天值得記錄的事,而要窮盡那一天所有發生的事又是不可能的,我們真的可以撇開一切觀念去談1789714日真的發生了甚麽嗎?

事實上,對「攻佔巴士底」這一事件重要性的定位,它本身亦是某種觀念系統的產物。由此可見,作為何年何月發生了甚麽這種歷史記錄(請注意這是歷史記錄的核心部分),大多是不能當作不依賴於記錄者觀念的「客觀存在」的。一方面歷史事件原始記錄不能排除主觀價值,另一方面,在判斷某一歷史事件是否真實和重要時,研究者和觀察者(記錄者)存在着等價性。這時,即使如蘭克所說排除了研究者的主觀價值,並不能達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

更麻煩的是,任何歷史事件的記錄都是單稱陳述。科學哲學早就發現,對自然界孤立的、不可重複事件的單稱陳述(僅對某一觀察者有效),我們很難判定它是否是真的。例如某人曾在英國尼斯湖看到湖怪,這是一個孤立不可重複的觀察記錄,僅對某一觀察者有效,至今科學界仍不能判斷它是否真實。[2]歷史記錄中充滿類似的不可靠記錄。當歷史學家面對大量魚龍混雜的原始史料時,必須用某種原則來判別真偽,這就是蘭克所說的用科學方法對其進行考察。所謂科學考察,是把該記錄放到當時的情境中,看它和其他相關記錄是否矛盾,特別是用邏輯和情理來判斷該事件是否會這樣發生。這樣,又會引出新的問題:把歷史事件的記錄放到情境中去是甚麼意思?設身處地地想像該事件發生以及用邏輯判斷其是否合理,又是甚麽意思?要做到這些,實際上都必須要追溯和還原支配該事件發生的觀念和價值系統。

歷史事件記錄和科學觀察記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大多是有關人的行動和言論的記錄。而人的行為動機是受到觀念和價值系統支配,眾人的言論和行動則是受普遍觀念和普遍價值影響。換言之,鑒別史料是否真可靠即判別真偽的原則,恰恰是需要回到支配該事件的觀念和價值系統,而不是在史料中排除一切價值系統和觀念。這樣看來,歷史研究要排除觀念的影響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真實的歷史記錄都不可能把參與者和記錄者(甚至包括研究者)的主觀價值排除出去。這樣一來,那種常識性的用客觀性來保證研究真實性的信條崩潰了!為了達到歷史研究的真實性,我們有必要重新檢查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是如何得到的,它運用到歷史研究是否可能。或者說,為了保證歷史研究的真理性,我們應該遵尋甚麽樣的方法論。

 

 

【韦森评注】:非常同意這一段評論!!!正如基佐在《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一書開篇第一段話中所言:“人类事务是这样的蕴涵丰富,它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陈腐过时,反而能时时重现活力、焕然一新,不断展示出其尚不为人知的一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使命,从而其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的缘故,即使是对每个时代而言的相同研究也好像是一个很少开发的矿藏,或者说好像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从而,一些研究对象总是伴随这人们探寻的脚步而一点点呈现出来。在史学研究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历史所要探究的东西其实一直在那里,既不多,也不少,代代相传,无论我们已从这些事实中发现什么,以及无论我们能发现什么,我们只能从这些原初发生的事实中获取。然而,历史事实决非会向人们展示其全部真相,亦不让人们彻底洞悉其意义。加之,随着人本身和人所处环境的所有事物均在变化,亦随着人考察历史事实的视角和和引领人进行研究的心态的不断变化,我们可能随现今的变化来描述历史”。(英文版,Mises Institute主页上有全部英文本)。歷史,大都是王朝史官筆下的語言描述的歷史,因而,真實的歷史事件到底是什麼?決非完全像史官筆下描述的歷史,後人因而對歷史真相永遠也不知道。尤其是中国历史,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现有的史料多“流于诬妄”、“多所讳饰”。譬如,國內外的許多經濟史研究學者均認為中國的商朝無論是社會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科學”技術和整個社會制度,都比周要“先進”。但由於周戰勝了商,故今天人們讀到的關於商的“歷史”,可能就是被歪曲著的——或者說被有意“貶毀”著的,而周的歷史,則有“歌功頌德”的成份。即使像司馬遷那樣的偉大歷史學家,也避免不了自己的主觀情緒和喜好對他之前的歷史的有选择地“描述”。他不为桑弘羊做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桑弘羊在历史上推行盐铁“禁榷官营”制度,确实对中国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这并不能由此就构成不记载他在当时的活动的“实迹”的理由。别说过去的历史史实了,就连当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如上海的“陈良宇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又有多少人清楚?故05年在北京香山宾馆开全球第一次华人哈耶克学术讨论会上,我与坐在我旁边邓正来教授说:“这几年学习和研究历史,才知道历史最不可靠;但难处在于,我们还不得不借用这不可靠的历史材料来理解现在,并进行现代社会的话语诠释,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困境之所在!”】



*  本文是2006年為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21世紀COE工程最終報告集》提供的論文,收入本文集時作出較大修改。本文部分內容,談史學方法論的,曾以〈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論觀念史圖像中的真實〉為名發表在《新史學》第十八卷第一期,作者金觀濤、劉青峰(台北,2007.3);談甲午戰爭的,曾以〈19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為名發表在《思想》2006年第三期,作者劉青峰、金觀濤(台北,聯經,2006.10)。

[1]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兆武等譯:《論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2

[2]金觀濤:<奇異悖論--證偽主義可以被證偽嗎?>,《自然辯証法通訊》,1989年第2期(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辨證法通訊,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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