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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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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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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目前中国政府实际掌控的社会资源的比例比计划经济时代还多!  

2008-01-08 14:33: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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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中国经济改革转了

个圈儿又回到起点?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37887

http://li-weiguang.blog.sohu.com/75635152.html  

 

韦森按】 今年下半年以来特忙,没多少时间上“博客”和读“博客”。刚才,在“天益网”上读到了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的一篇近作“中国经济改革转了个圈儿又回到起点”,感到又十分震惊。炜光教授不仅道出了当今中国社会以及三十年中国改革历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而且辨识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问题。仅从以下三组数字就可以大致知道我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了:(1)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而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2)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3)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 25%,美国为75%。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猛增31.4%,超过5.1万亿元。加上各级政府的所谓“第二财政”和各种“隐形费收入”,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掌握着社会的多大一部分资源?近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速两三倍的“超高速增长”,这对当今中国社会格局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意味着什么?这政府征收来的天文数字的财税收入又是如何用的?用到哪里去了?这种种问题,又多少人能回答得出?在我们的人大代表中,又有多少人知道和意识到这些问题?每年财政部准备的上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的预算报告,不是在形式上都被人大代表们“审议后”照常举手通过了?我们政府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把政府的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以及如何使用天文数字的财税收入等的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审视,就可以认识到,是到了我国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与全体国人反思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一些最深层、最根本问题的时候了!!!

     可惜的是,李炜光教授的这篇文章,到今天还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故这里谨再转贴一次,与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和民族未来走向的网友们分享。

韦森于2008年1月9日下午谨识于复旦

 

以下是李炜光教授“博客”文章全文:

 

     几天来收集了一些官方或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字,分析比照的结果,本该欢欣鼓舞的我,却陷入了某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先看财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这个财政收入的相对数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

      再看财政支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78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这以后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怎么也在30%以上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以年份和G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我的“困惑”之处正在这里。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 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 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三十年来,公民无权的政治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人大仍然无法行使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

    这些问题尽管看上去很严重,但更严重的在于,现有的体制究竟是抑制这些问题的因素,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能不能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终得到解决,还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跟那个传统的旧体制作殊死拼搏,其实它早已完整无损地移存于另外一个体制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我们培育的是一个与市场体制不相干的、被官僚体系熟练操纵的体制。仿佛于不经意间,这个 “新”的老体制已悄然形成,并且日益变得不可撼动了。

     从前些年 “趟地雷阵”的精简行政机构尝试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统治者,对这个业已成熟的体制亦存无力和无奈感。如今数年时间又过去了,政治权力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经济资源已经“瓜分”完毕,“新”体制巍然屹立,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从今往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新老交融的体制都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继续改造我们的国家,也同时改造着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这条路的尽头,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主义社会,数千年来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就会是什么结果。

    中国的改革“改”到了这个份儿上,让我看,倒是可以宣布结束了。以后再谈改革,应该是对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的改革,而跟早先的那个“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以跟它说“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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