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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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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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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么(修改稿)?  

2008-01-30 08:4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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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是二流的么?*

王勇**

 本文即将发表于《世界经济文汇》,转载时请注明

内容提要本文整理了笔者对于关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的粗浅思考,同时收录了数位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对文中相关问题的评论。

【关键词】:中国问题、经济学研究、内生经济政策

  

韦森按今早,王勇从芝加哥大学发来一篇他的近作,在文中,他对在当前如何在国外大学学习经济学、如何研究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写作英文经济学论文,谈了一些他自己的体会。这里谨转贴在这里,供网友——尤其是一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和教研经济学的青年教师——参考。

韦森于2008年元月30日晨谨识于香港中文大学

韦森补记王勇的这篇文章在这里贴出后,曾得到许多网友的评论。这里谨表谢忱!王勇也把这篇文章传给了国内国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他的师友。均得到很好的反馈意见。今天,王勇又从芝加哥发来这篇文章的修改稿,其中包涵许多华人经济学家的评论和意见。这里再转贴出来,愿与诸位网友和同学们分享。

 韦森于20008年2月3日谨识于沪上

  

近日国外主要媒体纷纷报道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极有可能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硕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作为在芝大经济系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希望这个消息会最终得以证实。

林老师一贯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过程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社会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和宝贵的素材,甚至可以提供“改变、放松现有理论框架中基本暗含假设”的机会[1]。所以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经济中心的学生去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 我自己对一般纯理论本身兴趣依然浓烈,同时写的大部分论文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所以有时候会直接涉及到中国问题。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必须承认,即使撇开中国问题,对于不同经济学分支和学术选题的重要性,不同的经济学家向来有着不同的品味偏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属于艺术判断,学术界很少能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这一点我也感受颇深。芝大经济系的不同教授之间经常批评对方的研究,甚至非常尖刻,毫不留情。在三年级时,我曾一度拿着自己的论文去给系里很多老师看,去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明智),老师们都比较热情,但是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听到了很多批评。后来Lars Hansen教授对我说:“Yong, 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办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正欣赏你的论文,那就足够好了。”事实上,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普林斯顿的Sims教授甚至当场公开猛烈批评质疑当届AEA主席Sargent和Ely 讲座主讲Hansen两位教授关于 Robust Control的整个研究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就选题本身而言,永远不可能有共识。何况,百家争鸣对学术来说本来就是好事。

其次,在纯理论层面上,比如decision theory,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 契约理论,或者计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国别特点的,而且对经济学科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意义[2]。但是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一流的,而所有运用或者验证这些理论的应用研究都是二流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的问题就最多属于二流了。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事实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到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有些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颇被留美的中国青年学子接受,比如一个事实就是过去的15年间很少有哪个job market star的求职论文是做中国问题的。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纵观经济思想史,太多太多的新学说都是在违背当时主流假设或者范式下做出的。不看具体研究的实质内容和方法以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弱,单凭研究素材是否中国化,就武断地否定或贬低其研究价值,我认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科学精神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 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 Grief, Maskin, Murphy,Myerson, Shleifer, Townsend, Zingales等等。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JPE, AER, QJE等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近年来也频频出现[5]

芝大的老师们特别强调好的研究不是炫耀数学技巧而是要能带来新的“经济学”见解。在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宏观,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纯理论相比都属于比较应用性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 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motivation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 而没有足够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推导细节的。事实上,我早期投稿收到的审稿意见书显然说明有些审稿人根本就没看或者没看懂模型。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的力量。应该说,我后来所收到的审稿意见书,基本上至少都赞同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是有趣的。 但是,审稿意见书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文章结论的经济学直觉传导机制被复杂的模型湮灭了,这就是我以前研究进路的第二个弊端。事实上,已发表的建模高手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模型本身都是为最有效地阐述原作者所要强调的经济学机制而设计的,所以模型结构处处都为了彰显他的机制。而我拓展模型以后所能得出的结论,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依托原来的模型,或者说我自己所要强调的核心观点和传导机制并没有得到最直接有力的彰显和表达。 事实上,更容易发生的情形是,对原模型的五个拓展方向中可能会有三个导致模型推导变得异常复杂而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任何数值求解也会变得无的放矢。

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型,当然也包括不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就涉及到更深一层的经济学功底和建模能力了。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这种痛苦的搜索过程蕴含着建模者的经济学内功,但是在最后写出来的论文中,读者看到的只是成品,如果没有做过相关研究的话,是不容易读出这份艰辛的,更辨不出“a model” 和 “the model” 的区别,还天真地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随意地变动了一个假设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楚,用文字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6]就我个人看法,能在借助数学推导之前就比较透彻地了解传导机制,这就要求该传导机制相对于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来说逻辑必须足够简单。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模型中的决策者必须足够少,信息结构和市场结构必须足够简单,内生变量必须足够少,动态特征必须足够简单。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但我想能捕捉到这种研究良机的相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机制的结论与假设之间距离较短,所以相对更容易被前人发现并正式模型化过。 如果没有的话,通常要么是因为比较幸运,要么是因为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并真正关注、重视和认真思考过[7]

我想,正是在后者意义上,林老师倡导中国学子多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

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渐进改革仍能保持高增长,乡镇企业的一度兴起,“双轨制”,这些制度创新都是中国之外所没有观察到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群体性的转变。在很多国际定量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数据点经常是一个outlier而被研究者排除。比如在做宏观研究时,如果真的用中国数据去严肃地验证主流模型,校准的结果常常不太理想。

但这绝不是说,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现象就一定都很特殊,都需要新模型方能解释。有时候,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把中国放置在一个更加纵横开阔的国际历史维度里,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中国有些现象和经验虽然比较突出而且被国内外媒体经常报道,但是却并不独特。比如GDP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个宏观变量的时序特征本身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Rodrik等人(2005)考察了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GDP动态就探测到了79个经济加速的例子。至于推动中国经济起步和增长的深层次制度原因,似乎就不那么显然了。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同North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国人鼓舞,但归根结底,其微观原因没有什么特殊性,无非是引入了各种竞争机制,个体的激励机制与经济效率更加一致了,还有,经济开放了。他还认为,中国大陆1978年起的经济增长,与日本1950年,台湾1958年,韩国1962年起的经济加速相比,时序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非常复杂,作为迅速崛起的开放大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有其特殊性的一面[10]

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观点与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的对象是不同的。坚守理性原则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最后都会归结到理性主体在特定的信息和资源约束下的优化行为,变化的只是某些假设而已,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这本身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性。 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正确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好的命题的价值只是在于有效提高人们的思维速度,并加深对相关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特殊性,是指某组现象的共存与现有主流理论的预测或者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或先验信念不一致,而该理论或信念本身却被很多其它的经验事实所支持。有时候单个现象本身,比如中国1978年后GDP增长,似乎只是79个经济加速实例中的一例,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将之与其他一组现象放在一起,它们的共存性也许经济学家们在加以严肃研究之前并未很好地理解:比如经济增长与渐进改革的共存性。又比如,中国1990年代初邓南巡以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贸易开放度, 而印度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引发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伴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发展模式也都很不一样),为什么?又比如,如果按照制度指标做国际排序,中国的法治、民主|、产权保护等都排得非常靠后,但为什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FDI?为什么人均FDI在2005年竟是民主国家印度的9倍!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保持着推动支持中国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楚的一面[11]

去年芝加哥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家Easterly做主讲。他是对Sachs的长期批评者。他的主要观点是,就历史经验而言,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大都是无效的或是错的,各国的经济起飞的直接导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所知甚少。其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济改革和增长。

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自然是希望能从各国的不同经验中抽取出具有共性规律的东西,但是这首先需要对个体案例有充分了解。如何看待以中国现象为出发点的经济学研究[12]?这样的研究是否太国别化,丧失了理论的一般性?就此我曾经专门请教Becker, Lucas, Myerson和Stokey,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研究中国的问题很好,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其中的很多有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很希望理解却没有完全理解,而且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

由此我想到,林老师数十年扎身于中国本土,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有着敏锐透彻的把握和理解,而且林老师还与其他很多熟稔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同事一道,从各个层面一直不断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和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也不断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作比较和综合,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假说[13]。也正因为如此,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各位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相比,我觉得林老师对于主流理论假说的普适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操作的国别制度特性之间的关系也许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从提供政策建议的角度而言,“一切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这种务实谨慎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言也许非常重要。更何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经验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与研究发达国家问题相比,研究中国问题的瓶颈和困难也是明显的。对于很多从事定量数据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都不否认中国问题的意义和趣味性,但是苦于没有理想的易得的数据存在,所以就无从下手。而没有理想的数据就会容易使得经验研究的结论很难让审稿人信服,就很难发表到最好的杂志上。这些外生约束条件常常迫使一些研究者不得不放弃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当研究面对比较紧的时间约束时。数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的正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了,对理想数据的需求也就多了,数据供给也就会更快地跟上,进而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研究者来着手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这个挑战也是机遇,谁最先获得一个新的数据集,谁就占有了研究的先机。理论的发展永远会对数据的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等待别人把所有数据都收集整理齐备了再着手做研究,未见得总是一件好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数据整体种类和质量在近10年里都有着长足和快速的进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可得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制约作用会越来越不重要。 对于侧重数理建模的定性研究来说,研究中国问题也同样常常面临着不少额外的挑战。比如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有时候我们根据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观察,对某些主流模型的假设做出修改,熟悉中国情形的学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要说服那些只熟悉发达国家情况的审稿人来说,会变得非常费劲,他们就是坚持认为这种偏移性的假设不合理,而且太ad hoc。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数据说话,对于定性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本身也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就自己的研究兴趣而言,我深深地认同Lucas的判断,即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这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呈现非常不同的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开放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理解这些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我觉得这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对于很多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中国,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清楚的答案。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政治可行性约束,特别是对于一个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完全重塑甚至克隆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本?凡此种种。因而我越来越认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此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理解的本身就脱离不了制度特性。理解包括中国在内不同体制国家的内生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认为非常重要[14]

当然,笼统说制度重要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经济学见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纷纷从利益集团的博弈、社会集团的联盟形成、政府组织形式中的不完全契约的特点、有效信息流的传递等等角度去正式模型化经济政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我相信,如果能够将中国这方面的组织形态所揭示的经济学洞见用数学模型有效地表达出来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15]

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有很多现象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但这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一门相对独立的“中国经济学”?目前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通常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和受到正式承认需要一批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做很多互补性的具有某些鲜明共性的研究工作,并且能在主流学界得到认可[16]。印度作为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也有很多重要的宏观和发展问题尚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印度裔经济学家的研究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已经有不少诺贝尔奖级的大师, 其中有很多人也纷纷将从印度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拿来研究,但是他们似乎都更加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本身,然后做出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似乎也没有定出“印度经济学”的建立时刻表[17]。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作比较,这本身合适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当下的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举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大旗。不提“中国经济学”并不会影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去踏踏实实地以中国经验为出发点提出或者验证具有新见解的理论模型假说,“实至”方能“名归”[18]

总而言之,我个人的基本观点就是:只要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不管这个现象是美国的,中国的,还是哥伦比亚的,坦桑尼亚的,都可以是一流经济学研究的素材。而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发展转型中的大经济体,从经济学的很多角度来看,很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的现象集合会更大一些,而且对这些现象本身的研究对整个人类福利含义也会更大一些。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许可以做出优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术。

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觉得,如果有更多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子和学者都切实投入到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规范严谨的研究中,那么不但会有效地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科学的进步,也会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与那些在国际主流学界拼搏的研究其它问题的华人经济学家一样,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初稿于1月24日,第三稿于2月2日

2008年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 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方能做出最权威和最公正的回答。作为一名正忙于写博士论文的青年学子,笔者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认识难免粗浅,而且也许是不具备发言资格的。但本文初衷正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勇于暴露一己拙见以求换取众人指教。笔者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魏尚进教授、周林教授、张军教授、邹恒甫教授、谢丹阳教授、张俊富教授、韦森教授、陆铭教授、龚强教授、章奇、李志赟、刘臻的指点、评论、忠告、鼓励和帮助,的确让笔者受益匪浅。也希望本文能激发更多读者的思考。文责自负。

**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通讯地址:1126 East 59th Stree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60637. Email: wangyong@uchicago.edu, 电话:1-773- 401- 0382. 个人主页:home.uchicago.edu/~wangyong

[1] 林毅夫教授评注:像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充分,信息对称那样在原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暗含假设。

[2] 陆铭教授评注:我想,有可能纯理论的研究本身往往就是应用研究(或现实问题)推动的,而在这类的纯理论研究中,制度可能就不是中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制度中性”的理论拿来用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其实,有些看似“制度中性”的理论的假设,其实就是一种制度。

[3] 周林教授评注:I agree with you that one can be a first-rate economist whether one studies pure theory, or applied theory, or one studies empirical issues. (By the way,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 academian economist and a professional economist. This distinction is quite blurred among general public, particularly in China. A person can be a good economist in one sense but not in the other sense. Or can be good in both. Or neither. Greenspan, for example, is a pretty good p-economist, but not much of an a-economist. Bernanke, on the other hand, has yet to prove that he is a good p-economist.) Justin is a first-rate academian economist, which he demonstrates through his scholarly work. The fact that he was appointed the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is a consequence of it.

[4]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基于纯粹逻辑演绎的理论进展,包括很多规范性(normative)的研究,有时候虽然也许一时无法直接用数据检验,但是它本身也有可能会给我们直接带来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洞见。 有很多隐性假设的重要性和很多经济力量的传导机制就是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慢慢暴露出来的。所以,如果将所有没有直接从现象出发的纯理论研究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贬为缺乏洞见的智力游戏,同样也是不公平的。

[5]魏尚进教授评注:There are two broad approaches to study issue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economy: (a) using economics as a scientific tool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b) using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 improve economics as a science. Both are very meaningful (and can produce papers publishable in top journals). (b) is a not a field by itself, but could be a part of any field, such 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has been pursued as a field by many. As a matter of reality, (a) as a field has far fewer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academia than a regular field like macro or international. So I generally would not advise a bright and aspiring student to make (a) as a primary field.

[6]林毅夫教授评注:芝大的老师不是要求在建模型之前必须先有Intuition吗?而Intuition不就是结论和达到这个结论的传导机制吗?而且,任何复杂的模型解完以后,应该都是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把其因果传导机制表述出来。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通常不是好文章。

[7]林毅夫教授评注:当然更多的机会来自于新现象,以宏观经济来说,30年代的大萧条和6、70年代的滞胀就是。

[8] 张军教授评注: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是否真的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呢?我认为不是大多数,而是极少数。“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的获得,需要真正懂得并又能同时摆脱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约束。而这是极不容易的,也不是大多数人可以做得到的。张五常说自己三十年不读他人的作品,定有这样的寓意。我认为,受到正统经济学的很好训练但又能较少受正统理论的约束,是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甚至可能是必要条件)。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注意到1994年后的林毅夫教授开始试图摆脱正统理论的约束,一直在寻找理论的突破。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张五常教授四十年来更一直是这样做的。他中文写的多卷本《经济解释》极富创造性(特别是他对成本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对制度、交易费用、对产权、对企业、对合约、对分成制以及对均衡等)。张教授2007年对中国经济系统有了全新的解释和突破。

[9] 张军教授评注:过去 30年里中国的问题是否可以为经济学家提供创造性的贡献?我认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的存在首先不取决于中国的问题是否独特。独特的问题也限制其理论的适用性和价值。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制度、结构和方式(manner)的差异。未被主流理论预见到的经验现象往往集中在这些方面。由于这些东西才是英美体系之外的大多数经济所共同的,所以我认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会更多地与下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从这些东西里面找到足以改变现有主流理论的假设而可以预见到这些现象发生的概率。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是英美国家(North意义上的)的经济学家以它们的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方式和经验为基础的。

[10] 张军教授评注:最近Gary Jefferson和我在做一文章,期间我们就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他写有这样的话:Nonetheless, it increasingly appear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xperience is not and will not be the nature of its institutions, rather its uniqueness is the manner in which its earlier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reconfigured – that is their process of becoming – so as to bear the resemblance they do to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Thus China’s uniqueness is far less in its destination than in its journey.

[11]林毅夫教授评注:非常同意你的看法,理性是经济学的体,自然不会因为中国而有特殊性。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在改革前经济增长绩效差,改革后经济绩效好,也不能解释中国的转型取得巨大成果而其他国家困难重重。认为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任何特殊,其实就放弃了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去进一步了解发展和转型的尚未人知的深层次道理的机会。

[12] 周林教授评注:I think it [doing research on China economy] is a very good choice since China certainly needs a lot of talented economists and many issues that aris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present challenges to the brightest economists of our generation.

[13] 张军教授评注:你说的林老师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假说,是指比较优势的论述(以及衍生出的自生能力和潮涌现象)吧。在1993年前后我就开始听到他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其实很正统、很主流啊。资源禀赋决定要素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进而决定技术选择的道路和产业结构。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相对价格理论和贸易理论。而在政策层面上必须满足开放自由的市场条件、正确的价格、最小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等条件。从经验上说,大多数经济成功的国家基本上应该遵循这样的战略,除非政府胡来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选择违反这个逻辑的其他战略。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优势的战略与后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和逻辑上是一致的。我觉得,今天林老师重新强调比较优势战略(包括最近的马歇尔讲座)的意义是,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这是隐含的前提条件,而对于走上别的发展道路或者对于转型的经济而言,这可能是成功的唯一选择。由于比较优势是价格调对才能发挥出来的,因此,在政策上,这个战略要求政府放弃统治和经济扭曲,促进开放和市场化。在经济学上,这当然就很主流了。

由于对发展中的和转型的经济而言,比较优势战略是几乎唯一的选择,那么比较优势这个话题以及林老师对它的强调是否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的终结?我不这样认为。这就像有了马歇尔建立的均衡理论体系和后来比较成熟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反而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我相信,即便比较优势的战略再继续强调并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认同和选择(假设这是林教授世界银行任职的使命),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仍然是经济学发展的主流方向。

[14] 陆铭教授评注关于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复旦的几个人一直认为有三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一是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二是城乡分割,三是关系型社会。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但是否可以由此而发展出一般的理论,还不知道。

[15] 张军教授评注:你说的对。我觉得,经济学家North对制度的强调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越来越多地去研究那个复杂、多样、精彩和机巧的“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内生在不同制度中的。

 

[16] 周林教授评论:I am suspicious of the term of "Chinese economics." If one considers economics as a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issu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s (in dynamic or even historic context), it should apply to all countries. An geologist can be an expert on particular geological formation in Guilin, but is his fi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or just geology? He can be called a Chinese geologist if he happens to be an ethnic Chinese,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 You may consider "Chinese economics" as "the Chinese School of economics," just as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or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hich would be legitimate. However, 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such a term would be inappropriate. First, there are so many economists in China nowadays with diverse expertise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not a uniform school to speak of. Second, one may speak of a more specific group say "the Q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or "the CCER School of economics," yet we have seen nothing so far that such a term is warranted. No place within China has really produced any original economic thought or doctrine that has earned such a label.

[17]魏尚进教授评注:Economists of Chinese extraction will eventually attain the same level of prestige and numbers in academi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their Indian counterpart.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18]林毅夫教授评注: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学家重要的是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象问题,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对整个人类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国际化的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也会对理解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现象和改革发展政策的制定有较大的帮助。这正是我1994年发表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所主张的观点。

陆铭教授评注:补充一句话,既有的经济学知识在大的方面,对于理解中国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是不够的。我相信,任何了解中国和经济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有人真的认为不需要基于中国的问题来发展经济学,那我的选择是,不说了,把辩论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吧。当然,我认为中国问题重要并不是说要建立中国经济学,那是短期内看不到的,我们连中国的现实与既有的理论是否符合还不太清楚。

 (本文为王勇未发表文稿,如转载,请按以上邮件地址征得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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