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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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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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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加尔布雷斯与美国经济  

2007-07-27 15:06: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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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斯与美国经济

 梁捷

 【韦森按这是我的研究生梁捷仁仲刚草就的一篇纪念美国著名 Neo-Instituionalism 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的文章。去年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每天从办公室回寓所时,都要经过加尔布雷斯在美国Cambridge的那幢宽大的老房子。每次从他的故居前经过时,都有一种提醒:在这里曾有一位美国学界的风云人物写作和生活过,且他老人家的英文文笔是那样美!至于他的学术观点和立场么,梁捷已经做了一些介绍,这里我就不再加任何评论了。梁捷的这篇文章倒是提醒了我,作为一位(经济)学人,是应该好好坐在上海酷暑中的“冷板凳”上做点“冷学问”的时候了!

韦森于2007-7-27下午3时谨识于复旦

 

97岁的加尔布雷斯去年四月底在美国麻省的剑桥去世,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只有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没什么动静。加尔布雷斯早已是写入经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就明确了这一点,可是,目前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认为他的工作与主流经济学没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他不再被认作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

加尔布雷斯曾在哈佛大学教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关知识分子”,同时还被认为是外交官、政治家、演说家、讽刺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小说家、书评家、记者以及艺术品收藏家。其他身份倒没有什么异议,唯有经济学家的地位不被经济学圈子里的同行所承认,这一点是颇富深意的。

加尔布雷斯毕生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他在代表作《丰裕社会》里就提到要“与李嘉图的著作断绝关系”,退休以后又写了本《几乎人人可读的经济学入门》,正是这一点让他赢得了读者,失去了同行。

       埃德蒙.柏克说过一句话,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开篇就被引用,“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托马斯.卡莱尔也大胆地预言说,“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他们都错了,因为加尔布雷斯。

 

早年的经历

      

加尔布雷斯的自传《我们时代的生活》已被译成中文,故而我们无需过多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这是他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集个人经历、思想潮流、学术脉络、政治兴衰于一体,虽然没有包含他最后25年的思想和经历(他直到2004年还在写作和出版新作),但生动准确地记录了30年代以后经济学在美国兴起的过程。

我们不妨把它与另两位芝加哥经济学家的回忆录做比较,一本是斯蒂格勒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自白》,另一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两个幸运的人》。这两位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加氏没有。

斯蒂格勒是个很纯粹的学者,勤勤恳恳地教书,虽然对政治和公关政策颇有兴趣,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在我看来,斯蒂格勒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就是记录下学院内部的纷争,知识分子的倾轧,证明茶杯里也能掀起大风浪的道理;至于弗里德曼,他对政治的影响很大,但介入并不很深。他的出名已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借着凯恩斯主义衰落的机会,弗里德曼主张的经济极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直到七十年代“滞胀”发生才受到挑战。即使弗里德曼在全盛时期,身份也还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与他们相比,加尔布雷斯与政府的关系要密切很多。他担任过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财富》杂志编辑等,还曾是肯尼迪的重要经济顾问之一。

正因为如此,他对政府和公关事务的看法要比一般经济学家谨慎许多。加尔布雷斯一直认为政府有比“守夜人”重要得多的职责,纳税人高薪奉养的公共部门的员工,不能以私有部门发展为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加尔布雷斯不像弗里德曼那样对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而是灵活地接受各方意见,真诚地相信政府和社会可能变得更好,并且愿意承受持这种善良观点带来的嘲笑。

       他的这种认识态度和人生哲学也许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他的最初专业是农业经济学,1933年出版处女作《养蜂业的经济状况》和《加州的蜂蜜营销》,现在似乎已经很少被人提到。加尔布雷斯攻读学位那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大萧条,他见证了经济衰败,观察了行业发展,认识到现代公司的脆弱性,先是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感染,然后有机会接触凯恩斯《通论》。

       1937年,已是哈佛讲师的加尔布雷斯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一年,回来后,变成了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次年,加氏写出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现代竞争与商业政策》。这本书里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加氏一生思想的端倪,即注重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反对社会整体以微观企业作为基础,强调社会良好运作的多重价值。加尔布雷斯认为,企业会不断成长和扩张,特别金融资本介入以后,企业就转变成大财团和大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大企业不能像单个资本家一样,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这是不正当也难以实现的。大企业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产物,自然而然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人们也应对它提出更多的社会要求。

       二战很快爆发。加尔布雷斯辞去教职,加入政府部门,后来又到《财富》杂志担任编辑,实践他的社会关怀。我们很难对他这段时间的思想做出什么论断。他也写出了《欧洲的恢复》、《马歇尔计划之外》、《欧洲能联合起来吗》等专著,但应用性性太强,理论性太弱,读者们欣赏了加氏犀利、尖锐的笔调以后,一般没有给出更高评价。加氏后来编纂学术简历时,一般也把这段时间略过。当然我们不妨猜想,这一段服务战时政府的经历,不仅为他后来进入政界积累下广泛的人脉,也帮助他对政府的职责有了更深的了解。

       加尔布雷斯回到大学以后,开始研究美国本土的经济与社会。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都研究美国经济,二流的才研究世界经济。这时,加尔布雷斯大约40岁,经历过战争洗礼,思想已趋成熟,把视线投向了二战以前的美国社会。

 

 

股市崩盘与美国大萧条

 

       1929年秋季,美国股市大崩盘,股票市值普遍跌去八成以上,GDP缩水一半,并且由此导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陷入大萧条有数年之久,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件大事。有人认为,这个事件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这并非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摧毁了人们对市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从而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长期维持;在经济学界内部,这个事件至少直接导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诞生,促成宏观经济学地位的确立,同时也让研究这段历史的加尔布雷斯赢得世界性声誉。

       1948年,加尔布雷斯离开任职多年的《财富》杂志,重归哈佛大学。他一开始继续担任经济学讲师,很快就被评为教授。1952年,他出版了两本书,分别是《价格控制理论》和《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名噪一时。现在回过头看,后者更为重要,下文将要详述。可就在人们等着他继续发展自己“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加尔布雷斯突然转身写了本经济史著作《1929年大崩盘》,回顾那一段惨烈的历史。

       研究这段经济历史,固然由于加尔布雷斯情感所系,也和他追究美国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因分不开。当时,真正认真反思1929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的著作寥寥无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1934年出版《大萧条》,这是第一部严肃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可惜太短;安德森在1949年出版的《经济与公共福利》是另一部大萧条研究的力作,读者也不多;托马斯.威尔逊在1948年出版的《收入的波动和失业》被认为是大萧条的“官方解释”。熊彼特的《经济周期》对此也有所涉及。这些研究几乎就是加尔布雷斯可以借鉴的全部学术资源了。加尔布雷斯却很少利用这些研究,只在书末善意地批评了威尔逊不够“凯恩斯主义”。

       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民普遍相信繁荣昌盛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纷纷陷于一种“幻想、漫无边际的企盼和乐观态度”的心情。证券价格总是在涨,纵使少有回落,也能在几个月内恢复水平,这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大牛市。人们觉得,即使从银行里高利率地把钱贷出来,投入股市,也能轻松获得20%以上的回报。

1929年以后,股市突然像疯了一样,不断创下新高。即使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也纷纷迷失方向。列弗莫尔堪称华尔街最伟大的投资者,多年来以坚定的做空者姿态拆穿一个个伪劣股票的真面目,市面上流行的《股票作手回忆录》就是描述他的经历。可他在连续多年做空以后,终于忍不住在1929年转向做多。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转而做多。他们认为,牛市里永远应该追涨杀跌。

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大崩盘,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永远的噩梦。此后股市一路下跌,稍有反弹又向下而去,在几年里跌得面目全非。列弗莫尔破产自杀,凯恩斯也蚀尽本钱。

差不多同时,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物价大幅下跌,信贷极度萎缩,不良资产被清算,失业人口大幅增加。在此之前,美国的失业人口从未超过10%。可在1931年,失业人口达到20%。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的失业人口都没有低于过15%。

       股市大崩盘是否直接导致经济大萧条?加尔布雷斯做出一个保守而又谨慎的分析,他承认首先是美国经济现实出了问题,从而影响到虚拟的股市,再反作用于自身。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脆弱的消费结构;美国公司结构不合理,控股公司和信托公司构成了庞大的根本体系。每当股市波动,公司就会受到杠杆作用的压力,破坏力量被成倍地放大;美国银行结构不合理,大萧条中大批银行破产;美国对外收支状况不平衡,影响了美国商品的出口;人民的经济学知识匮乏,不能理性看待市场。

       这些原因都很致命,都是市场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加尔布雷斯的诊断与凯恩斯的想法非常合拍,即使没有直接写出结论,读者也多半能猜到。政府在协调社会经济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监督银行立法,促使企业改变治理结构,同时改变对外贸易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应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抚平经济周期。

       当然,自由主义方面的经济学家很快给出不同于加尔布雷斯的解释。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认为,政府面对股市崩盘时过于紧张,不恰当地施行货币管制,这才导致了后来的大萧条。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罗斯巴德更是从整体上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用一本《美国大萧条》批评政府的“救灾措施”。罗斯巴德认为,正是政府的救灾,把股市的正常调整转变成经济的长期衰退。

       加尔布雷斯没有对这些后继者的工作进行什么评论。从分析框架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来看,偏左的加尔布雷斯比起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确有不如。但是他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丰裕社会到新工业国

 

美国人借助二战成功地走出大萧条。加尔布雷斯则从纷乱的战场上退回来,转而研究国内经济时,发现很多新东西。他发现美国在二战以后,经济又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物质资源再度丰富起来。基于美国经济现实,很多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都应予以修正。

传统经济学根植于人类对物质匮乏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感,想尽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保障公平分配。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主义强调公平分配,导致二十世纪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分歧。

可是这一切在伟大的“凯恩斯革命”以后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经进入一个“丰裕社会”,不平等水平也没有恶化的倾向,企业乃至个人也都逐渐适应了所谓不确定性。

这时候,人们产出的商品不再是生存所必须的了,而是要通过广告等现代手段推销出去;现代公司也并非简单地“剥削”人的劳动,而是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模式。社会的目标变成了追求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于是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经济学。

这就是加尔布雷斯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这本书为他带来最多赞誉,同时也招来极多批评。中国学者至晚在六十年代已了解到加氏的这部分思想,认为是“资本主义最新辩护”的小小伎俩。

加尔布雷斯提出丰裕社会的几个特点。第一,广告在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这种制度存在通货膨胀,因为商品生产会刺激需求,自我膨胀;第三,公共服务总是落后于私人服务,公务员也许会变成最贫穷的人群之一。私人富足、公共贫困;第四,生产驱动社会,未来世界将是企业家的世界。

       这一观念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因为它说中了要害,唤起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切身体会。无论这个社会是否称得上“丰裕”,无论生产者是否真的像他所说获得“生产者主权”,人们心理上的感受是共通的。而且加尔布雷斯严密地推理出“丰裕社会”的必然结果:私人富足,公共贫困,公共部门建设远落后于私人部门,政府必须加大投入。

       每个人都抱怨破败的学校、肮脏的街道、低效的警察和匮乏的交通。加尔布雷斯提醒大家,这是丰裕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要想避免它,可以征一部分税,但更多问题还是只能靠人去解决,靠每个人去解决。加尔布雷斯曾激动地幻想,技术结构改变思想结构,拥有原始资本的“新阶层”总会有新道德,可结果并非总是如此。

又过十年,加尔布雷斯又推出一本力作,《新工业国》,深一步拓展了《丰裕社会》里的观点。加尔布雷斯这次找到另一个关键字,信息,而信息是由“技术结构”所决定。社会结构足够复杂以后,很多关键决策就有赖于私人才能拥有的信息。于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它并非由拥有的物质财富决定,而是由拥有信息的结构组成,或者叫技术结构。掌握信息的管理者组成“内部阶层”,封闭起来损害作为“外部阶层”的股东们的利益。劳动力的性质发生变化,失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工会早已是名存实亡,掌握教育和技术的内部阶层通过这些工具来摆布消费者。权力的运作方式完全改变,可他们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经济体制利用符号化和隐藏信息,制造了大量假相,让我们以为生活在旧制度中。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社会主义等要素再不会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符号不知不觉地实现了。传统的经济分析手段统统过时,信息压倒一切,经济学要取得突破必须关注如何过滤和分析信息,关心知识本身。它是我们揭穿幻象、打破结构的唯一希望。

 

 

加尔布雷斯的思想谱系

 

加尔布雷斯的观察和思考,紧密地贴着时代。研究加尔布雷斯的思想,就是研究美国30年代以来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要在方法论上和学术谱系上明确加尔布雷斯的真正位置,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加尔布雷斯是“美国老制度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第一代是指凡勃伦和康芒斯。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准确。加尔布雷斯固然敬佩凡勃伦,强调制度分析,但绝不会像凡勃伦那样情绪激烈地反对奢侈、腐化。加氏要冷静很多,对社会阶层的认识和划分也与凡勃伦截然不同,硬是要寻出两者之间的承接关系未免牵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加尔布雷斯是凯恩斯主义者。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加尔布雷斯一生服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但只是借用他的视角,没有应用他的方法。两人有一些共同的结论,但所用方法完全不同。凯恩斯那里是没有加尔布雷斯那种社会阶层分析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真正实践过凯恩斯的宏观理论。

经济思想史家赖斯曼的《托尼、加尔布雷斯与斯密:国家与福利》将加尔布雷斯与亚当.斯密和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相提并论,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过去很多人强调斯密的经济学家身份,现在看来未免狭隘。随着对斯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很多学者逐渐还原出他的道德哲学家的本来面目。斯密想要对社会的发展和运作给出一套整全的方案,并且实在地推进人性的改进,这种努力在《道德情操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而20世纪初,伦敦经济学院的托尼教授也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以研究中世纪经济史起家,写出过《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韦伯引出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关系后,在这个方向最有分量的论著之一。可托尼中年以后转向更为现实的研究。他是费边社的中坚会员,参与组建了英国工党,又来华调研中国的土地情况,还做了大量教育问题的研究。他决心做一个有左翼倾向的经济史学家,情愿为了关怀现实问题、推进道德转变而放弃自身的纯粹理论研究。他为费边社付出的大半辈子努力,获得了后人的一致尊敬。

加尔布雷斯也正是斯密和托尼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和斯密、托尼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三位都重视本国利益,追求人民福利,以开放的心态听取意见,以积极的努力推行政府改良。他们并不看重纯粹理论研究,而是注重政策在现实中的作用。斯密的政治立场非常复杂,但肯定不是某些人归纳的极端市场主义者,而托尼和加尔布雷斯则是明显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有追求社会公正的博大情怀。

随着学界分工日益严密,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越难在学院立足。经济学与经济几乎要斩断关系,而从斯密、托尼到加尔布雷斯这一脉以整全视角看待社会经济的学统,终于后继无人。

回到文章开头柏克的判断,我不愿意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热爱美国的荣耀,关心美国人的福利,透出的正是一种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骑士精神。加尔布雷斯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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