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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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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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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雄: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  

2007-07-24 06:44: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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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

黄雄

 

 韦森按这是我的一个研究生最近写的一篇随感。黄雄这里所提出的问题,相信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在不断地自问着自己。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撕去了那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那既蒙蔽别人(尤其是小孩子和年轻人)也欺蒙自己的重重“虚伪面纱”,我们中华民族才有望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自己道德体系,我们的种种制度才会有坚实的伦理基础,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希望,我们才有望能达致一个基本健康的和正常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整体上鼓励人们讲实话、讲真话、讲心底话,能期望该社会有诚信么?该社会又能达致长治久安??

 

黄雄文章】: 

我们从小就心怀崇高的理想,可是等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往往都要经历一个残酷的理想破灭的过程。善于适应的人们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天真和理想,涌入了物欲横流的历史浪潮当中,有人成为顺应潮流的“明星”,有人成为随波逐流的“死鱼”,也有人沦为倒霉透顶的“腐败者”;善于幻想的人们还要继续挣扎,有人成为牢骚满腹的“愤青”,有人成为逆流勇进的“旗手”,也有人成为寂寞冷静的“思想者”,但他们一直在问同样一个问题:“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

如果要让我来回答,我会说是我们的教育错了!

先说一件前不久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同学的入党介绍人,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与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思想交流。在一次与她的例行谈话中,她向我汇报了她来复旦这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她对我说,“来复旦这段时间,思想有一种颠覆性的变化,让我想了很多。”我忙问,“是什么颠覆性的变化呢?”她说,“了解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背后的事情,觉得把以前的教育完全是颠覆了。譬如听了很多历史老师讲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党史,还有许多关于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知道了很多背后真实的故事,觉得我们以前学到的东西都是修饰过了的表面的东西,以前的梦想都破灭了!”

我听了之后极为震惊,虽然这个内容不好写在她的思想汇报里面,但是我从心底里佩服她的坦诚和认识,为她的思想进步打心眼里高兴。这位女同学已经是30多岁的成年人了,已婚,都读到博士了,之前也在当地政府党务部门工作过。照理说,她是非常了解我们党的现实和历史了,而且知识和思想觉悟水平相当高。我以为她是经过社会锤炼过的,肯定非常熟悉这套入党前的形式主义,顶多跟我来一套冠冕堂皇的套话忽悠过关就是啦。没想到她却说到我心坎上了,在惊奇和感动之余,她的话让我也想了很多。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就从课本上、从小学老师那儿学到要争做“四有”新人,“四有”具体的内容我都忘了是什么,但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理想”。几乎与我同龄的人中,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受到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人浑浑噩噩,只关注眼前的琐事,或者说只知道吃喝拉撒,而没有一点追求的人,我们为之不耻。经常写在小学的作文里面的句子就是,“理想是灯,照亮前进的方向”,然后紧接着大概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之类的话。

说到这里,我记忆最深刻的例子莫过于对2000年小康生活的美好展望。我的家乡是农村,但是全国的教育几乎是一致的模式,所以就算上海高干子弟,估计小学课本学到的东西也与我所学到的差不多,我也有幸从课本上了解到我们国家十几年后的美好前景。我记得当时学到这个内容是在我小学4年级或者5年级的时候吧,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读到小学45年级就是八十年代末了,也就是90年左右。

我记得第一天听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通俗的解释,“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摆脱温饱10年了,我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小康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愁吃不愁穿,家家都有余钱,比现在的富有程度都要翻一番啦!”听了老师的描述简直让我兴奋不已!觉得等着我们的尽是幸福!我甚至极速的跑回家,立即跑到还在厨房的灶台前把火添柴的妈妈,告诉她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不识字,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国家的政策,她听到会高兴死了!我已经不记得妈妈听了之后跟我说了什么,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的兴奋劲!

当时我们一帮小家伙总是在放学后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跑到黑板上去写字,有时候是练书法,有时候是抒发感情,有时候写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写喜欢的人的名字,有时候也写骂人的话,有时候还写自己的“理想”。我记得当时我就写了“2000”年的梦想,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小康生活了,然后就是自己到那时候刚好20岁了,多么好的时代,多么好的年龄啊,总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甚至还暗暗的为自己想好了,要在那一年结婚,要娶一个如花似玉的俏媳妇,自己还要当“最敬爱的人”! [1]多么“崇高的理想”啊!

听到这两个小故事,大家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多么天真的孩子啊!可是你能想象这个怀有天真梦想的孩子在今天又是如何评判他原来的“理想”的吗?

“理想是灯,照亮前进的方向”,可是为什么越是长大以后越是没有了方向呢?小时候还觉得自己很有文采,随手拈来就是这样优美而宏伟的句子,可是长大以后为什么就没有那种气魄和力量了呢?小时候写记叙文能提笔就来“今天过得很有意义,我与小明去钓鱼……”,可是现在为什么却为一个很简单的“理想”问题冥思苦想却仍然稀里糊涂呢?小时候盲目乐观,读到 “最敬爱的人”时,都觉得自己都要去当受人尊敬的警察叔叔,可是现在为什么觉得警察有时也没那么敬爱呢?一句话: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

美国一位伟大的作家塞林格在他的经典小说《麦田守望者》中曾有一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当然作者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来鄙夷这种成熟的标志的。大家一定对“麦田守望者”这个词不是很陌生,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想到的只是一种对自然风光的麦田的向往或者寄托,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出处和真正含义。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这是塞林格在书中唯一的提到麦田守望者的一段文字。

原来,“麦田守望者”守望的是我们那一份纯真和理想的,当我们要试图变得“成熟”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来到了悬崖边上,可我们却没有看到守望者,我们正如天真玩耍的小孩,一不小心就掉下了悬崖。有些人是不知不觉的掉下深渊了,既没有看到守望者又没看到悬崖;有些人是看到了悬崖,却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人们那样视而不见;也有些人看到了悬崖,却见不着“守望者”,找不到回来麦田的路。当我们深处绝境,我们的“守望者”在哪里呢?我们回家的路在何方呢?

其实,人类社会早就给出了充当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的答案——教育。教育的本义是教会人们独立的思考,充分运用上天赋予我们的理性和意志,成为我们本“应该”成为的自我。这里的“应该”不是别人强加的,也不是社会强加的,而是自己独立运用理性,在千万种可能性中自由的选择的“应该”。这个自我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人替你做出选择,也没有人替你的选择结果负责,只有你才是这个自我真正的主人,只有你才是这个自我的承担者。这种自由选择和担当的过程才是我们能真正称之为的“人”的存在方式。

按照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看法,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启蒙。他曾在一篇论述“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在这里,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最后一句话:“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康德告诉我们,我们首要学习的就是学会尊重人。他曾坦言自己有两位精神上的导师,一个是休谟教会了他如何认识人,另一个是卢梭则教会了他如何尊重人。上述所引的康德的话基本上是源自于卢梭的思想,事实上康德已经把卢梭当作自己的偶像了。[2] 我们知道卢梭写过一部论文体的小说《爱弥儿》,副标题是“论教育”。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教育要摒弃一切偏见和束缚,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被教育者,这样他才能成长为真正的有生命和自由的人,而不是被束缚的机器。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他人,每个人都要有尊严,可是我们是从“人不是机器”这个意义上来教育孩子的尊严概念的吗?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在小学和中学,哪一位父母家长见了学校老师不是要求老师管的严厉一点?我记得在我们那里受教育,只要是老师教训了学生或是动手打学生,甚至还要叫来学生家长,家长也要“受教育”,家长都是言听计从,拍手叫好的。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从尊重中学到了服从,从尊严中领略了骄傲。“尊严”实在离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念太远了,让我们觉得它在教育中不足为题。

我们的教育教给我们的是一套道德伦理的规范,一套“崇高的理想”,教育总是希望把我们塑造成什么,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成为什么?我们总是假定人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守纪律、讲道德,可是从来没有教给我们当遇到不守纪律、不讲道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没有教给我们假如有朝一日在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不那么崇高我们该怎么办?教育给了我们照亮理想的灯,却没有为我们准备好实践理想的路。

我们既不是为别人活,也不是为某个既定的理想而活,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不确定的可能性而活,正因为有不确定性,我们才有期待,才有利用我们理智的必要,才有我们存在的必要。当教育剥夺了我们本有的千万种存在的可能性,而辅之以一种既定的磨具,试图标准化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教育实际上是把人降为机器了,教育本身的意义也就失去了。

我们还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聪明吗,每年奥赛都会产生多少世界冠军,为什么这些昔日神童长大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为什么在国外不少华人可以得诺贝尔奖,在本土却一直未曾见过的诺贝尔奖得主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呢?对于此类问题,我们的回答也只有一个,是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基因不好,也不是我们的头脑不如别人。当我们的教育成为政府驯服民众的工具的时候,当我们的教育成为政府奥赛的形象工程的时候,当我们的教育成为被教育者通往辉煌事业的跳板的时候,我们的被教育者早就是被设计好的螺丝钉了,没有丝毫弹性,没有了生命的灵性,何谈创造性,何谈诺贝尔奖呢?

然后,我们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叫成熟?什么叫唤醒?”我想纠正大家一贯以来对“成熟”的偏见。大家回想一下我在文章开始提到的我的那位入党积极分子的表现,可能有人认为这个同学怎么这么天真啊?长这么大了连这些游戏规则都不知道,还受到颠覆性的精神刺激,如此“不成熟”?可能许多“成熟”的人早就习惯了许多社会潜规则,甚至利用潜规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对比塞林格与康德对“成熟”概念的两段文字,我们会明白真正的成熟与表面的成熟之间的天壤之别,表面的成熟正好是失去了自由,任何问题都是别人替你来操心,我们既不愿意作选择,也不愿意担当,为了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而真正的成熟则是摆脱他人的束缚,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担当自己的主人。

其实,当我们认为不成熟的那位“天真”的同学说自己思想受到颠覆性的影响的时候,她是从原来的不成熟的状态被唤醒,然后第一次真正独立的利用自己的理智在思考问题,她才是走向了真正的“成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它教给我们真正的事实、引导我们独立思考,它充当“麦田守望者”把我们从不成熟的状态唤醒,然后领着天真的孩子回到属于他们自由的“麦田”。

如果你在生命中没有经历过与这位同学类似的颠覆性的思想危机,没有拷问过自己——以前的看法对吗——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一次都没有,我想你可能一直是沉睡到今天,还以为自己“成熟”得很呢?

我想回顾一下我的一次颠覆性思想危机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思考文科教育或者说人文的价值。一直以来,我就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对文科的偏见中受教育的。我是湖北黄冈人,说到黄冈,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为高考应试享誉全国的“黄冈考题”。可是在我印象中,黄冈考题仅限于数理化,没听过有文科的。在我们那边远农村,文科教育一直都很薄弱,小学到高中的文科教育仅限历史和政治,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觉得那个东西没意思,顶多就是死记硬背,能够体现智力和说明你聪明的是数理化。甚至在高中分班的时候,选择文科几乎成了“笨学生或者“捣蛋调皮学生”的标志。

我第一次对这种固有的偏见的怀疑是在武大念书的时候,当时出于好奇去辅修经济学,第一堂课是政治经济学,这些老掉牙的内容早已“熟记于心”,从初中到高中每次学政治都要学同样的套话。可是在那堂课上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讲到“经济规律是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居然能把“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这三个形容词整整讲一节课,能讲出那么多道理来,深入浅出、联系现实,让人心服口服,我第一次惊诧于我的无知——谁说文科没有用。从此我喜欢经济学胜过我原来的计算机专业的选择。因为我认识到人是活的生命,而计算机只是死的机器。在无奈的干了两年软件编程的工作后,终于考上复旦读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中的模型化和数学化让我大失所望,所以我选择了跨学科研究的导师韦森,他的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偏向哲学、法学、伦理学等等方面。

这里稍微扯得有些远了,我想说明的问题就是往往我们活在一种固有的偏见中而浑然不觉,我们从来就没有被唤醒过,一直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当中。这正是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往往把那些熟悉规则、利用规则的人当作成熟的楷模,殊不知他们只是可悲的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的塑造品,或者说产品或者残品,他们不愿意思考,不愿意追问,只知道接受和依赖既有的别人的东西,也不管他们所依赖和接受的是他们自己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他们早就失去了自我,这才是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的表现。我知道,有某些人非常害怕独立思考,害怕改变,觉得任何思考和选择都是痛苦的,他们为了逃避思考甚至把自己的时间表安排满满当当,每分每秒都忙忙碌碌,生怕自己闲下来,无所事事,否则就会觉得虚无,烦从心来。这些人往往是“思想的懒汉”,顺其自然或者日理万机就是他们抵抗思考的最好的挡箭牌。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成熟”概念,可能是熟睡过头,美梦连篇,这正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当我们从学校毕业,大人们以为我们“成熟”了;当我们走入社会,我们以为自己“成熟”了;当我们扪心自问“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社会认为我们却不够“成熟”;可是当我们有了下一代,我们还是教育他“要听老师的话”,要做“有理想”的人;当他要进入社会,我们还要教育他,要学会“成熟”起来。

如果我们还没有被教育得“彻底成熟”起来,没有教育成标准的螺丝钉的话,我们不免还要问一句:“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



[1] “最敬爱的人”是小学政治课本里面刚学到的警察叔叔的美好形象,他们在当年的那次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波中为了解救受骗的学生群众,甘愿被鸡蛋、棍棒、石头砸死,也不还手,体现了为崇高理想牺牲自己的高尚人格。

[2] 康德对卢梭的崇拜可以从两件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得知,一是他那布置的朴素无华而又井井有条的书房里,唯一可以称之为装饰品的东西就是悬挂在书桌正前方墙壁上的卢梭的大幅画像;二是他那一成不变的的生活习惯(甚至隔壁乡亲们根据他每日出来散步的时间对表),唯一的一次被打乱就是他在研读卢梭刚出版的新书《爱弥儿》竟然忘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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