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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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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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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沟通与对话  

2007-07-18 13:56: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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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缘起、进展与前景

张铭

 

韦森按随着近些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内经济学人对制度经济学的前沿动态的研究和把握也不断深入。张铭(副)教授就是其中比较勤奋的一位。在他的博客中(网址为:http://100507071805.blog.sohu.com/ )刚贴出的以下这篇长文,是一篇非常好的论文。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关系,近些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界慢慢成了一个渐热起来的话题。我自己估计,如果以科斯、诺斯、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等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获得新的生机并期望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从其他三个学派中进一步汲取一些理论营养和启示。这三个流派分别是:(一)目前仍蓬勃发展的博弈论理论——尤其是其中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二)在今天仍有些“香火不断”的老制度学派;(三)奥地利学派的一些理论精华,尤其是罗斯巴德之后新奥地利学派的一些理论进展。现在征得作者同意,谨把这篇信息两量甚大且涉及文献甚新的文章转贴在这里,以期得到关注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网友的进一步关注和评论。 

    以前,曾收读过张铭教授数篇有关论文,均感到很好,收益甚丰。在今天上午在我的博客留言中,他又非常谦虚地提出让我对他的新作提些批评意见。看后感觉只有一点觉得需要提出来:无论是“old institutionalism”,还是"original institutionalism",似乎均不宜被翻译为“旧制度学派”,而“old instituionalism”,只能翻译为“老制度学派,而“original instituionalism”,也似应考虑翻译为“原制度学派”。因为,英文中的“old"和“original”,显然在这里都不能被被翻译为“旧”。再说,中文的“旧”是否含有些些贬意?当然,在中文中,“新”与“旧”比较对仗,故翻译成“新旧制度经济学”从整体上来说比较顺。但是,如果这些自命为“OIE”经济学家们知道了把他们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的“旧”,他们可能更会大光其火!也许他们会忿忿地说:“哼!叫我们‘旧制度学派’?!还不如叫我们‘老制度学派’更好呢!”是不是?这只是一点个人建议,谨供参考。

2007-7-18下午韦森谨识于复旦

 

 

摘要:从新制度经济学产生至今,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立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对立本身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立的程度和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导致新旧制度经济学对立的异质性的力量则是我们称之为的“架桥运动”——在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构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以实现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的自觉理论活动。对于“架桥运动”,经济思想历史家和旧制度经济学阵营的反映较为积极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反应冷淡。随着“架桥运动”的展开,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开始缓和,对话的平台也已逐步建立,但由于新旧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难以调和、在结合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因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难以通过“架桥运动”实现结合。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  “架桥运动”

 

一、引言

 

如果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划分,理论界关于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故事主要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比较静态分析。第二种版本是动态分析。前一版本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卢瑟福的论述。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卢瑟福,1999:6)中,卢瑟福以5个两分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理性与规则遵循、演进与设计、效率与改革——概括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差异:在其中一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标准技术、个人创造制度,理性行为,自发进程,个人主义,政府的有限作用”;而另外一端,旧制度经济学强调“非正式技术,制度塑造个人,习惯和社会规范,集体选择,社会规范标准,和政府发挥广泛的作用”。而后一版本则散见于一些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碎片整理为这样的一段刻画: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与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的关系史是由科斯那篇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企业的性质》(Coase,1937)的发表拉开序幕的。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进而使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日起,新旧制度经济学对立的主基调就已经确定。如果1975年前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对立是一种潜在的对立的话,那么1975年当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把传统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一些方面、经济史、产权经济学、比较体制、劳动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理论等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特别是1984年当科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发表那篇向旧制度经济学宣战的论文(Coase,1984)之时,两者之间潜在的对立开始显在化,“反理论”与“非理论”之争成为了两者对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对立的主基调到今天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而本文的目的则是想讲述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另外一个非主流故事。如上所述,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立的主基调到今天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立的程度和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迪马吉奥(DiMaggio,1998)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上撰文认为,不同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相异阶段的发展,即从“积极分离”(constructive disengagement)经“相互批判”(mutual criticism)到目前阶段——该阶段研究者对共有的“解释性困境”(shared explanatory dilemmas)产生了相同兴趣。我们认为迪马吉奥的阶段划分不仅适用于不同的制度主义之间,也适用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关系演进。[3]而导致这种对立的异质性的力量则是我们称之为的“架桥运动”——在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构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以实现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的自觉理论活动。我们之所以把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方面的非主流关系命名为“架桥运动”,一是因为这一称谓最能清楚明了地反映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的非主流方面,二是受到了一些学者相关论述的启发。[4]这个非主流的故事由于经常被第二个版本的主流故事的掩盖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二、缘起

 

作为一场自觉运动,“架桥运动”虽然是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互动,但其缘起却与以研究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而闻名、并对旧制度经济学抱有某些同情的学者卢瑟福极为相关。由于卢瑟福既非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属于旧制度经济学阵营,[5]因此他的两大阵营的局外人身份使他能更清醒、更少偏见地看到两者的优点和不足。早在“经济学说史学会1989年的年会”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1989)上,作为“论约翰·康芒斯”单元(Session on J.R. Commons) 的组织者,卢瑟福(Rutherford,1989)就对新旧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在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自称已经超越了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后,卢瑟福强调指出:旧制度经济学不应忽视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上的贡献,并呼吁新旧制度经济学应该抛弃偏见,共同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在该文中卢瑟福已经表现出了推动新旧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意向。

 

对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巨大差异卢瑟福并不否认。卢瑟福强调指出,五个两分法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真实的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卢瑟福,1999:201-202)卢瑟福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正如萨缪尔斯(Samuels ,1990)早就指出的,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只认可五个两分法中的其中一方的观点是一种误传。他认为,一旦每一学派只承认每一对中的其中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那么该学派将无法得出被公认的结论。

 

不仅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如误传的那样绝对,并且,新旧制度经济学在自己的发展中并非没有困境。皮科特(Peukert,2001)认为,制度的经济分析都面临着共同的困难。这个问题可以形式化为如何在五个两分法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困难决定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只有合作、结合才能完成科斯所提出的建立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任务。

 

在1995年发表《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上的一篇文章(Rutherford ,1995)中,卢瑟福不仅在探讨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中首次使用了“架桥”(build bridge)这两个词,[6]而且通过对诺斯思想进路的刻画,指出: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方法论意义上的对立,但如果考察两者关系发展的最新进展,两者的差异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尖锐。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制度与制度变迁,两者都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克服共同困难的努力,为架起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提供了可能性。

 

对于这场 “建桥运动”,旧制度经济学阵营的反映较为积极主动,人们很容易听到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和融合的声音。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反应冷淡,“没有太关注旧制度经济学家发出的信号。”(Parada,2002)帕拉达的观点的确是事实。在旧制度经济学内部,支持架桥运动的旧制度经济学家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有萨缪尔斯(Samuels,1990)、霍奇逊(Hodgson,1998)、斯坦菲尔德(Stanfield, 1999)等,并且年轻一带的旧制度经济学家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相对于旧制度经济学家的积极主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这场架桥运动反应较为冷淡。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家中除了诺斯因为完善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不自觉地做出回应外,可能只有瑞切特(Richter, 1996)给予了正面的理论回应(下面的论述中将会详细谈及)。

 

旧制度经济学家与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架桥运动”的态度迥异主要是源自两个学派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地位。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30年代,旧制度经济学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由于其未能构建一套完整而统一的理论框架,因此40年代以后旧制度经济学趋于没落。虽然20世纪70年代旧制度经济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在主流经济学的打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排挤下,旧制度经济学重现辉煌的道路异常艰难,希望也较渺茫。正因为有着坎坷的理论发展史,旧制度经济学家的反思更为深刻,通过吸收或与其他理论相结合以求复兴的愿望更为强烈。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仍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外围地带,但由于其产生以来就未宣布与主流经济学彻底决裂,因此其生存环境较为宽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还成功地把自己的分析方法拓展到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在一些国家甚至还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周业安,2004)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如企业理论)的数理化和模型化,新制度经济学似乎看到了整体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希望,由此,由卢瑟福等人倡导和发起的“架桥运动”进展缓慢。

 

行文至此,有必要澄清诺斯后期的工作与“架桥运动”关系。

 

克劳奈维根等(Groenewegen,1995)根据诺斯后期的学术进路中对意识形态、路径依赖,对心智模型等的强调,认为他正在回归旧制度经济学,已经实现了新旧经济学的结合。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杜格(Dugger,1995)认为,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国家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反常倾向,这些理论“打破了根植于新古典理论内核中的仁慈、自动性、自然法则这些标准”,并劝告诺斯应该放弃这些理论,否则就“可能与正确的思考偏离得更远。”对于诺斯思想的转变,我们想争辩的是,虽然诺斯晚年的思想有借鉴旧制度经济学的地方,但是,他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借鉴仅仅是其追求自身理论发展的不自觉的结果。从其整个的理论进路来看,诺斯从没有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因此,与其说诺斯正在靠近旧制度经济学,不如说诺斯正在靠近现代奥地利学派。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现代奥地利学派不同,诺斯仍然坚持制度建构理性主义(这正是其理论的张力所在),而奥地利学派则秉持演进理性主义。[7]

 

三、进展

 

1、敌对开始缓和

 

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或“非理论”,经常用整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术语论战,采用行为主义而不是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而旧制度经济学家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将个人想像得过于理性、过于自主,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5)。针对科斯(Coase,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评,杜格(Dugger,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不是制度主义。

 

此后,虽然科斯(Coase,1998)仍然坚持旧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或者“非理论”的,但威廉姆森和诺斯的态度则变得温和的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而且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他的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并因为在方法上采取了敌视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最终失去了影响力。对于科斯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威廉姆森认为“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134)

 

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待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更为温和。在1992年,诺斯获得了以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诺斯指出,康芒斯1924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183)而在诺斯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只是其方法论有问题。(姚洋,2002:19)

 

与此相对应,旧制度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第一期发表的主编对创刊号的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inaugural issue by the Editor-in-Chief)中,作为主编的霍奇逊对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威廉姆森基于科斯的工作所做的对厂商理论的研究和诺斯对经济史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些不可能一一列举的努力“使得对制度的经济分析成为了经济学的中心话题。”另外,霍奇逊还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还导致了其内部对非历史的分析模型(ahistorical modes of analysis)和把个人的认知能力视为给定的思想的批评。”这些发展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富有成效和激动人心的交流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2、平台已经构建

 

对于架桥运动,虽然由于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应冷淡而进展甚微,但两大阵营的学者已经开始加入共同的学术组织、参加共同的学术会议。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杂志》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架桥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也必将成为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史上的块里程碑。

 

在架桥运动之前,两大阵营的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组织,并且,相互之间基本不参与对方的组织,比较著名的如ISNI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ESNIE (European School 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AFEE(The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EAEPE(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等。而架桥运动发起后,两大阵营的学者开始参加共同的学术组织,比较著名的有“网络制度理论研究”( Network Institutional Theory) [8]。该研究目的是通过不同理论学派(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相应学派)在共同感兴趣的交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来促进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研究包括以下5个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内的制度主义分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IE)、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NES)、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NIO),以及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I)。该研究的国际学者(International scholars)不仅有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等,也有旧制度经济学的当代代表之一的霍奇逊等。在学术会议方面,两大阵营的学者虽然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已开始围绕共同的话题展开建设性对话。如在1994年由GRASP在荷兰鹿特丹丁伯根研究所组织的、“更象是一次研究者对交易成本经济学阶段性的总结、综述与展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研讨会上,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不仅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而且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9]

 

在杂志方面如果说JEI(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宣传阵地之一的话,那么JIT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桥头堡。在两大刊物上,我们很难找到对立方学者的文章。为了打破一直没有一种能为两大阵营学者所共同认可的、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杂志这种局面,推动“架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架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霍奇逊(Hodgson,Geoffrey)于2004年发起成立了“JOIE基金会”。2005年6月,由霍奇逊推动并任主编的《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由剑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创刊号。在该杂志的主页(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Journal?jid=JOI)上,霍霍奇逊阐明了该杂志出版发行的目的:JOIE致力于推动经济生活中的各项制度(包括厂商、国家、市场、货币、家庭和其他重大制度和组织)的本质、作用和演化的研究。作为主编,霍奇逊代表JOIE的所有编辑欢迎不同的思想流派一起来推动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的特征、发展和功能的理解。

 

作为“架桥运动”的最新进展和“架桥运动”本身的一个重要环节,JOIE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各种制度分析(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认同态度上,更体现在杂志的编辑和顾问人员的构成上。虽然编辑中很多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但我们也能非常容易在编辑和顾问人员名单中找到中国学者特别熟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名字。[10]

 

四、前景

 

由于“架桥运动”是以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结合为最终目标,因此,对“架桥运动”的前景展望即是回答新旧制度经济学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

 

对于“架桥运动”的前景,我们的观点是:共识虽在凝聚,结合难以实现。

 

我们之所以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结合难以实现,一是因为两者在方法论问题上难以调和,二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学者在结合的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如果说理论与反理论、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均衡与演进等方面新旧制度经济学还有调和的余地的话,那么,在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之间找到折中的立场注定无法实现。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都反对本体论上的原子式个人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制度而存在,但方法论上,两者的对立极其明显。新制度经济学秉持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分析的出发点应该是人,而旧制度经济学则遵循方法论整体主义,坚持分析的出发点应该是制度。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霍奇逊(Hodgson,1998)给予激烈的批评。在霍奇逊看来,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来解释制度必然陷于“无限倒推问题”( The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infinite Regress)。这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迷题。(Hodgson,1998:184)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该向旧制度经济学靠拢来摆脱困境。

 

针对新旧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卢瑟福主张用阿加西的制度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来调和。然而,正如尤登(Udehn,2002)指出,制度个人主义是政治科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版本(version)。科斯的先驱性工作、诺斯和威廉姆森都采用的是制度个人主义方法论。因此,用制度个人主义来调和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就是旧制度经济学被新制度经济学“兼并”,从而使自己在经济思想史上成为真正的永远的“失踪者”。

 

不仅如此,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在结合的方式上存在着的根本对立也使彼此的结合难以实现。在该问题上,两大阵营的学者表现出了“以我为主”的“经济人”立场,而第三方的调和方案要么由于最终会倒向其中一方而不被接受,要么由于他们提出的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只能被永久地搁置。

 

在一篇探讨新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和施切莫勒(Schmoller, Gustav)[11]的比较文献(Richter, 1996)中,瑞切特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性:都对当时的正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以及社会—经济的达尔文主义持批评态度,在制度、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意识形态的定义和重要性的强调方面也存在着相似性。但瑞切特同时又指出,诺斯和施切莫勒之间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分歧:(1)施切莫勒持有的是“社会人”模型,而新制度经济学则采用经济人假设。(2)施切莫勒按照自己的理想主义对制度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学分析,并且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而丝毫不考虑任何类型的成本;而新制度主义者如诺斯则应用“看不见的手”的分析工具理性地解释非正式约束,并把机会和交易成本纳入其中。(3)在对待理论化和建模方面的态度的差异更为明显。新制度主义遵循门格尔的方法论,循着“非正式分析”到“半正式分析”在到“完全正式分析”一步步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化。旧制度主义者虽然并不拒绝逻辑演绎,但他们要求必须知道所有的相关因素,这导致了旧制度主义在理论化方面“以后再说“(latter-say)的态度。

 

瑞切特最后的结论是:新旧制度主义者都研究相同的问题;但由于旧制度主义者对逻辑演绎持根本的敌视态度,因此,新旧制度经济学要想实现结合,旧制度经济学必须象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把理论化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公认的旧制度经济学家斯坦菲尔德也持相同的看法。在一篇与诺斯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Stanfield,1999)中,斯坦菲尔德宣称:“那些从事旧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应该保证发展出一个更理论化的、统一的分析框架。这项努力将会迎来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整合。”

 

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结合方式迥异,旧制度经济学阵营提出的方案更无法令已经逐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Hodgson,1998)这篇文章中,霍奇逊在讨论了最优化与习惯或规则的关系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被看成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特殊和(非常)有限制的情况。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特例。旧制度经济学具有更大的一般性,也有潜力达到更高程度的理论一般性。由于旧制度经济学家普遍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霍奇逊观点的潜台词就是,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不是一个融合的问题,而是新制度经济学应该按照旧制度经济学规定的理论方向积极修正自己的理论,以适应更为一般化的旧制度经济学。

 

新旧制度经济学阵营在如何结合上的对立使很多学者(包括经济思想史家和一些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对两者结合的前景并不乐观。

 

卢瑟福虽然承认OIE与NIE可以在比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大得多的范围内互相对话,并且,当所面临的问题的相似性以及所存在的互补领域成为讨论的焦点时,这样的对话可能会有重大收获。“然而,有此潜力并不保证它就能实现。”(卢瑟福,1999:209)

 

在一篇对“架桥运动”进行回顾的文章中,帕拉达(Parada,2002:43-61)首先承认当自己开始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对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架桥沟通持乐观态度,但通过对两者方法论、制度概念、交易费用、厂商和国家理论进行比较后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分歧极为显著,这种情况不应该被折中主义者所忽视。因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话要想结出果实,那么这种果实也必须是在两种清楚明白的思想间寻求平衡: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必须对其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重新评估,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向旧制度经济学靠得更近的唯一途径;而旧制度经济学在不放弃使用实证分析和计量经济学工具的前提下,必须更多地关注演化理论的进展,并发展出一个更好的基于凡勃仑传统并吸收当今生物学、心理学和杜威哲学的个人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对于新旧制度经济学架桥沟通的前景,帕拉达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两者之间的对话沟通将会使两大思想流派从中受益,但未必会产生融合。

 

除了上面两个方面的结合障碍外,我国学者张林(2006:188—190)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融合之所以不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新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不同,二是新旧制度经济学还存在着最本质的差别,即前者是现存体系的辩护者,而后者是现存体系的批评者。

 

五、余论

 

本文从缘起、进展和前景三个方面对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做了粗线条的描画。这种粗线条的描画注定我们必须省略掉“架桥运动”故事中很多具体的细节。自然,这会让故事的生动性大大折扣,但也存在着可能的“收益”:适当地使用“奥卡姆剃刀”能使我们避开过多细节的干扰,从而更好地反思“架桥运动”本身。

 

而事实上,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充满着在不同甚至是对立学派之间“架桥”沟通或结合的主张。如史库森在总结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的历史后,表达了希望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能够结合的愿望。在《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的“连接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桥梁”一段中,史库森富有诗意地写到:“画中之桥从两端起升。这意味着两派鸿沟增大,沟通减少;或者,从两端降下,从而使两派有更多的交流,进而从交流中有所收获”,“使画中之桥通行,那就是降下桥的两端,使两个阵营一体化为一个动态的、繁荣的学者社团。” (史库森2006:235)

 

但“架桥”结合的美好愿望不应该忽视“桥”两端的具体情势,更不应该忽视了“桥”本身的功能。在完全竞争的“理论市场”,“桥”的功能是为多种理论之间的“买卖的交易”提供便利,“管理的交易”或“限额的交易”最多只是能是理论之间的“买卖的交易”的无意识结果或一种自发秩序。[12]而当学者试图在沟通、对话之后人为地强加给两种理论一个结合的“前景”,那么“架桥运动”本身就很可能演变为“画蛇添足”。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经济学的性质注定了它必须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也“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只有经济学产品的多元化生产,才会有未来的经济学市场的繁荣。”(韦森,2007)

 

注释:

 

[1]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包含那些分支,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参见张铭、姚少华(2006)。

 

[2]旧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OIE看成是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而非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简写,因为“前者是一个更为尊重的词汇,而后者则带有轻蔑。”帕拉达( Parada,2002)。关于这一用法我们也可以在 “演化经济学会”(AFEE)的主页(http://www.orgs.bucknell.edu/afee/)上找到证据。

 

[3]新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相似的概念。后者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而前者可以看成是“新制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

 

[4]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探讨新旧制度经济学关系时在论文题目中使用过“bridge”的学者有:卢瑟福(Rutheford, 1995),克劳奈维根等(Groenewegen,,1995),瑞切特(Richter, 1996), 皮科特(Peukert,2001),帕拉达(Parada,2002)等。

 

[5]在卢瑟福“身份”的认定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奥尔森在他参与主编的一本书中,认为卢瑟福是研究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把他与诺斯、福格尔并列(转引自Kherallah and Kirsten,2001)。而我国学者秦海博士(2004:20)则认为卢瑟福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事实上卢瑟福在他的全面比较新旧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经济学中的制度》的“前言与致谢”(1999:1—2)中,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对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我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信奉过OIE当中任何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虽然“我赞同在经济学中考虑制度这一大方向”。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卢瑟福虽然认可新制度经济学把“更为严格地分析制度与制度变迁”“作为其总目标”,但“与OIE比起来,两者存在着虽然性质不同,但程度上几乎同样严重的问题”,“我仍然不能完全认同其主要研究纲领。”诚然,我们可以从卢瑟福的著述中感到他对旧制度经济学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我们也同样能够找到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肯定。所以,奥尔森等人和秦海博士对卢瑟福“身份”的认定是难以成立的。如果我们偏要把卢瑟福与旧制度经济学联系起来的话,那他最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旧制度经济学史家。

 

[6]在该杂志的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克劳塞维根等人(Groenewegen,1995)的一篇探讨新旧制度经济学结合问题的文章他们论文的题目也使用了“built bridge”。

 

[7]关于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我国学者韦森教授(2001)有一个很好的梳理。

 

[8]参加该次会议的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后来被克劳奈维根编辑成了一本论文集。中译本参见克劳奈维根(克劳奈维根,2002)。

 

[9]我国学者(赵康、陈加丰,2001)曾经撰文对该组织做了详细介绍。关于“网络制度理论研究”的信息也可以参考其主页(http://www.ssc.ruc.dk/institutional/)的介绍。

 

[10]本文作者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卢瑟福教授请教《制度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中哪些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家,卢瑟福教授在他熟悉的学者中他列举了Richard N. Langlois ,Masahiko Aoki, W. Brian Arthur, Paul DiMaggio, Giovanni Dosi,Herbert Gintis,Mark Granovetter, Avner Greif, Claude Menard, Douglass North, Elinor Ostrom, Thomas Schelling ,Ekkehart Schlicht ,John R. Searle, Robert Sugden ,Viktor Vanberg。

 

[11]瑞切特把施切莫勒看成是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这一立场显然受到了熊彼特视施切莫勒为“美国制度经济学之父”观点的影响。参见弗鲁博顿、瑞切特(2006:44)。

 

[12]“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是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对“交易”分类时所使用的概念。参见康芒斯(1962:74—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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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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