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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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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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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经济学的性质、现状、问题与未来  

2007-06-28 06:14: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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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

—— 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

韦森

“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

                                                   —— 卡尔·马克思

 

韦森按今年春节期间,笔者就经济学的性质、任务,现状、问题和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展望等问题写了一篇长篇学术论文。不久前,这篇论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3期,原文近30000字。最近,《复旦青年报》的记者许晓婧同学读过这篇论文后,费心进行了压缩,并将于最近发表在该报上。现在把这篇论文的压缩稿贴在自己的博客日记中,与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网友分享,并期盼能得到批评和商榷。这篇文章的原文可以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网页上全文下载,网址是:http://www.econ.fudan.edu.cn/econ/viewsa-xsdt.asp?newsid=964 。另外这篇长文也可以从我在“天益网”的个人主页中全文下载,地址为: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956 。笔者这里谨感谢许晓婧同学费心删改、压缩这篇长文。对经济学人而言,在这信息爆炸式传播的网络时代里,看来应该学会“语言使用的‘经济学’原则”,即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可能多的信息。这篇长文的压缩,使笔者恍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韦森2007年6月28晨谨识于复旦

 

一 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

自“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些术语出现以及理论经济学学科形成以来,“经济学是什么”似乎就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较早,经济学家们多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去把握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譬如,在《国富论》中,斯密曾把政治经济学视作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门学问”。斯密还认为,“作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目标:首先,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概言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而这恰恰是在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

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密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解说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修改”了。尤其是到了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那里,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被明显“功利化”了。在边沁看来,“政治经济学既可被当作一门科学,也可被当作一项技艺,但当科学被运用于指导技艺时,两者可视作为同一回事”。

在认识经济学的任务和性质时,我们必须省悟到,斯密之所以像一个为市场经济运作之合理性大声呼喊的传道人那样写出《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等经典著作,完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刚刚萌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还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的黎明前夜中。在此情况下,斯密把自己的经济学的任务定作为一种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一门学问,并决意要把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传道给世人。然而,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生成了。19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运作体制的生成,标志着西方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到边沁和约翰•穆勒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时期,西方的社会历史已经不再需要经济学家们像斯密那样为呼唤出来“市场经济”而进行呐喊了,而是较多的要求经济学家们去注重探究市场运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并较功利地研究和教导人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判断,如果我们把经济学认作为从财富创造和社会福利增进的视角来探析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话,其任务和意义亦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进程而不断发生变化。

二、经济学是否能做到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

尽管随着西方社会中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成熟,经济学家们不大再需要为通过市场交易过程而配置资源的合理性(raison d’être)和优长进行“说教”(preaching)了,而主要致力于研究通过市场运行的“机理”是怎样的这样“现实的”问题,但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致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

由于不同经济学家们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由于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同的经济学术语和解释话语体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会导致完全不同政治诉求和经济主张,经济学家们就如熊彼特所见的那样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中。

作为现实经济过程之“镜像反映”的经济学中的概念、原理、定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所喜欢使用的“经济规律”到底是指一种什么样“自成一类的存在”?为什么观察同一个现实经济过程,经济学家们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解释中经济学家们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任何一个经济学人在现实观察和进行经济理论思考中的知识结构中所潜含着的意识形态背景问题了,而必然牵涉到经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并且说到底与经济学的语言这一最深层问题密切相关着。

在经济学说史上所形成的诸多的流派,原来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

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逐渐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而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理论诉求,便转向构建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的“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则公开声言要尽量做到“价值中立”。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弗里德曼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奥地利学派的旗手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 “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当代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均赞同米塞斯的这一观点。譬如为了说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应该是价值中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教授就曾具体举例到,像国民收入,失业率,价格水平,利率等等这些经济学术语以及其所涵指的现实经济对象性,与社会制度无关,它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适用”。

然而,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学家们的上述立场和理论诉求大为怀疑。譬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就曾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或‘政治中性的’。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是‘中性的’或简单来说‘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些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研究永远是并且在逻辑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另外,作为国际英文《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主编的豪斯曼和麦克佛森也认为,尽管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与伦理学不相干的经济科学原则,尽管他们相信伦理学无助于他们的实证经济分析,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根据这一判断,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在“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一文中还主张,“即使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考虑所研究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因为,照当代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最理想的。照此逻辑,任何帕累托增进,也显然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改善。由于按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的推理,只有完全竞争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假定完全竞争才是最符合道德的。由此看来,这些声称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个人价值判断,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即从增进社会效率一维来观察社会问题)。

经济学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的之争中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正如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起,正急切地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界重视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问题的研究。

三、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一种

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

这一问题的产生可能与事关经济学命运和任务的一个最深层问题密切相关:有着自由意志和各自行动原则的人的行动是否能使经济学达致像物理学和几何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

在当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然而,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一些经济学家不断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而且还有一种导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西方一位甚为关注经济学发展的哲学家罗森伯格教授曾在一篇名为《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的论文中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做了非常到位的评估。照罗森伯格看来,在这种几乎国际经济学界人人都在演练着的经济学研究套路的核心,是在近代科学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所共同内含着的一种“研究策略”,他把这种“研究策略”称作为叫“极值策略原理”:在牛顿力学体系中,“系统永远都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一个反映系统中可能的力学状态的变量”;而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这个策略假定自然环境最大化适存度这一变量,……在生物学里,假定最大化适存度导致了影响种群中基因变异因素的发现,更主要的是,它导致了遗传学规律的发现”。罗森伯格接着指出:“极值策略是重要的方法论策略,因为它能非常有效地被避免证伪,这使它成为了研究纲领的‘核’,把那些原应成为反常或反例的现象变为了理论的新预测,或把它们作为领域拓展和精度深化的新机遇。相应地,也许可以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这种理论,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自满,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由于这个策略在力学与生物学的广泛领域内取得了很大成功,没有道理不试着用它来解释人类行为。”

另外,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大师奈特也曾一再指出,用自然科学方法和分析技术来研究和处理社会科学中的问题,这本身就会带来许多问题。这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和行动,与自然界的“惰行物体”甚至与生物和其它动物的运动和“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人类不仅有依照自己的理性计算进行经济活动的先天秉赋,而且有着自己自由意志,并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情感判断来行事,并且,人会有爱和恨,且反复无常和自我矛盾,还会受“劝说”、“告诫”、“引诱”、“强制”、“欺骗”、“威胁”等等的影响,因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又是单个的行为者,人常常会改变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况且,现实中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不宜也不应该把他们全划归为一个抽象的类型,从而像对自然界的“惰行物体”一样来进行理论处理。

我们今天的一些初步印象是,用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和高度形式化的方法来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可能使一些经济学人(当然不是全部)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构之努力的结果可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由于太注重形式和技术,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经济学的“经邦济世”的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意义。

四、余论:经济学内部不同研究进路之间的竞争

才能产生富有意义的经济学

 

通过从经济学说史回顾与展望的视角审视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如市场竞争会产生效率一样,只有经济学内部诸多流派和研究进路的多元化发展,才最有利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长。固守一隅,或只认为某种方法才是“最科学的”,或只朝着一个方向头也不回地死钻牛角尖,这只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畸形发展,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致使整个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误入歧途。如果“经济学产品”像物质商品和劳务一样也有一个“市场”的话,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只有“经济学产品”的多元化生产,才会有未来的“经济学市场”的繁荣。从此视角来看,无论是“经济学市场”中的“人为垄断”,还是如施蒂格勒在谈到“斯密困境”时所发现的那种由市场竞争本身所(可能)自发产生的“经济学市场”的“自然垄断”,都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未来经济学理论进入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喜欢说的那种“锁入”状态。这不是结论,而只是一个提醒。

 

本文原文近3万多字,2007年4月原文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3期,笔者感谢《复旦青年报》记者许晓婧对这篇长文所做的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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