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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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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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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反思政府征税的经济影响与法律基础  

2007-06-26 06:13: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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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政府征税的经济影响与法律基础

韦森

 

【文章要点】 (1)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知道,真得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安排之问题的时候了!

(2)财政部或国税局不经人大讨论和听证会而自己决定征税和提高税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近一段日子,税收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也许并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连续几年排全世界的前三名,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2007年6月11日,国税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布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将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财政部和国税局频繁调税率和增加新的税种,近来已成了在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国家征新税和提高税率,对即时整个社会福利和动态经济增长的影响若何?先说后者。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自身的投资和扩张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数年前,世界银行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一个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在上述税收的这三种可能负面影响中,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税收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的消费疲软、储蓄过旺的情况下,提高对居民消费可能有遏制作用的税收的税率,显然不利于解决我们多年来存在的消费疲软问题,从而不利于靠真正启动内需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这一长期且战略性的问题。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开征新一种产品税(新的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的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即减少社会的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信奉供应学派观点的美国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竞选总统时,就把减税作为他的政纲的核心理念。里根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不仅会提高社会的总经济福利,也可以反过来增加税收。

尽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增加税既会减少社会福利,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作用,但税收毕竟是任何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和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均所“必要的恶”。正因为如此,就连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也曾无奈地叹道:“在这个世上,除了死亡和税收外,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既然税收是任何社会所“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毕竟是“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看,就应该是越小越好。因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一生最著名的一句名言现在也就可以理解的了:“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在最近中国政府屡屡推出新税种并不断提高既有税种税率的这当下,读读斯密于1755年发出的这黄钟大吕般的警示,也许不无教益。

当然,在中国经济连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且增长势头目前不减的这当下,政府企图用提高税收来作为紧缩和调控经济的一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税收的负面作用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中还不甚明显。然而,必须看到,一旦某种税收开征,或某种税率被提高,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基于某种行政惯性和政府财政平衡的维系需求,已经开征和已被提高的税种就会很难被取消和再降低。因此,尽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当下增税的负面效应可能还不太明显,但如果经济增长速率一旦出现滑坡时,沉重赋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因而,在政府目前随时、随地、随意、随机增加某些新税和提高某些税率的这当下,对税收这“必要的恶”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不有所认识和警惕。因为,如果欲把税收杠杆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一种手段,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必须慎用,以谨防其长期的负面影响。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在全世界的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连续几年名列前三甲(2005年排第二,2006年第三),但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这说明,比税收负担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在征收了税收后究竟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从税法学的税收法定原则和实践来看,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监督并确保自己缴纳的税款是否被政府确当地使用了,就变成当今宪政民主建设的一项越来越迫切的一项基本社会要求。然而,这一点却至今不大为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认识所认识得到。另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是,按照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因此,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就会知道,真得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安排的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仅是从经济学的常识对增税的一些简单分析。从现代法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上来看,税收也有着诸多负面作用和影响。

从法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一个君主或政府任何时候的征税,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国家政权对私人产权的一种强制剥夺和攫取,因而说到底是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的某种“侵犯”。用税法学家的专业话语来说,由于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而依法强制、无偿地从私人和企业那里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和手段,因而,对纳税人来说,税收完全是纳税人对政府的一种无对价的给付

正因为税收说到底是一种公权力对纳税人私权利的一种干预和侵犯,是纳税人一种无对价的给付,保护纳税人不受君主和政府公权力的任意攫掠,就成了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人类宪政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诉求。即使从政治学中社会契约论以及税法学中的“利益交换说”来看待国家征税,从而把税收视作为人民为向国家求得其产权等保护而支付的一种“必要的价格”,那纳税人也有权知道自己支付的税金到底被如何被使用了。因此,纳税人通过自己所选出的代表,通过一定法定程序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和审理,以确保期使用使用的得当,就成了现代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政治安排。通过一定税收立法和一定的法律程序来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也就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问题。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税收法定”成了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国家的最根本性的理念。按照税收法定主义,为防止政府部门财政税收权的滥用,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由此各国的政治安排大多是政府征税的决定权力必须要由议会来行使。这样才能使人民相信自己的私有产权不会被政府恣意侵犯。这也就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

根据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约旦等国的宪法中均有类似“非经法律规定,不得征税”的明确条款,因而,可以认为税收法定已经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中的一条普世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要新增一个税种,或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往往是件非常麻烦和困难的事。这往往要经过议会多轮激烈辩论,并常常会引起纳税人的各种抵制、抗议甚至游行示威。因此,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常常有经过几届政府激烈争论争吵,一种新税仍不能开始征收或一种既有税种无法被提高的情形。

然而,在我们国家的现行体制下,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目前人们的税收法定主义观念淡薄,税收立法权又集中于最高行政机关,这就为财政部和国税局任意决定税种、税率开了绿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财政部和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批准和辩论而随时、随地、随机地开征一种新税种,或任意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结果,像证券印花税这样每年征收达3000多亿以上的重大决定,以及7月1日即将实施的关系到千家万户利益的提高一倍新车船税,财政部或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而自己独自决定,甚至最起码连颇具转型期中国特色的听证会都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做法,显然有违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使纳税人没有任何方法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连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税收部门的任意征税的做法表示不同意见和评论的机会都没有。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目前还任重道远。上述事实也说明,明确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基本用途均由人大通过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韦森2007-6-21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经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3期,部分观点也曾摘要发表于《新民晚报》2007年6月24日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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