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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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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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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中国社会怎么了?  

2007-06-18 07:28: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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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怎么了?

—— 兼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当为和不当为的法律基础

韦森

上周末去了绍兴家里,周日晚从绍兴回来后,才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教授在我的博客留言中知道,最近两天媒体曝光了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看到业安的留言,我开始并没有太大震惊。没大震惊的原因是,昨晚我考虑:一,在任何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及在许多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均有过有大面积雇用童工的历史经验;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些年来各地不断有企业雇主“非法”雇用童工的事件被曝光。基于上述考虑,昨晚读到业安的留言后,直观告诉我,这大致不过又是一件“非法”雇用童工案偶然又被揭露出来而已,且这类事情在当代中国似乎已经是人们见惯不怪的事了。上述直观想法,加上这两天连续开车实在太累,故昨晚到家,收了一下邮件,冲了个凉,上床倒头便睡了,并没有按业安的提醒跟踪搜读相关报道。今早起来,搜读了《南方周末》、央视和“华商网”对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原初和跟踪报道,并看了一些所附图片,才知道这件事件是如此骇人听闻!才知道这并非是一个偶发事件!搜读过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相关报道后,大致只有4个字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震惊、迷茫……

震惊之余,一个问号在自己的脑海中怎么也挥之不去:当今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已经引入市场机制且在全社会的人都在想着如何如何尽快赚钱发财的价值观似乎已成了每人即时的生存目标的这当下,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

对于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件,一些媒体已经有了大量报道,且听说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央一些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的正在处理之中,故这里我不想增加任何新的评论。这里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确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然在各地这种企业主雇用童工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什么中国的立法机构不能专门为禁止使用童工而制订并颁布一个法案?不然,不会今天查了山西的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件,明天又出了另一个省的某县“黑服装厂”案件?如果按照法国《人权宣言》以来全世界的“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现代法治原则,我们有什么现成的法律依据来惩治那些与各地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心”业主?为什么我们不靠国家立法来努力杜绝这类二十一世纪“包身童工”的悲惨故事?

谈到中国的法制建设,现在更重要的问题似乎不是如何靠政府立法来规制老百姓和企业主如何行事,而是首先要把规制和约束住政府公务员的行为的“社会大契约”(宪章)先搞对,先到位。

这里,我们不妨以引起中国社会千家万户关注的最近有关税收的几桩事件说起。近些日子,国家税收好像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也许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排名世界第二,而是因为最近财政部和中国税务总局在频繁调整一些税率,并不时增加一些新的税种。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2007年6月11日新华社又公布国税局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将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请网友注意,像国家征税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竟是先经“权威人士透漏”!!!而不是经过中国特色的“听证”和“两会代表”辩论!!!),……等等。财政部和国税局不断增加新的税种和调高现有税的税率,近来已成了在中国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现在,也许有人会这样问: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数年双倍于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又不断调高已有税种的税率,并增加新的税种,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这些措施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譬如,按照一些行内人计算,自从财政部5月30日把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之后,政府每天可以从市场中抽取18亿交易税,那么,一年下来,政府单从证券市场上就可以多征3000多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数字?这将又会对中国的股票市场的长期发展产生什么样的久远影响?这数千亿、数千亿的税收增长,又将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务院的领导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考虑没考虑过这样一个长期趋势问题?

税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暂且这里不论。我近来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财政部和国税局随时、随地、随机增加一种新税,任意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的法律基础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按照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下的税收法定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均逐渐形成并实行了一种“需经同意方征税”的普世原则。譬如,英国自1215年《大宪章》以来,就有“未经国民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税的基本民主宪政精神。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第4条也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另外,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7款第1目规定,“一切征税案应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向对其它法案一样,可以提出修正案或表示赞同”。那么,按照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最近财政部和国税局提高几种税率的几个相关事件,我们这里不得不再问一次:财政部和国税局随时、随地、随机增加新税种,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的法律基础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从有关制定禁止雇用和使用童工的法案,到有关税收法定主义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期望建构,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看,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思考“当下中国社会怎么了”和“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类重大现实与历史问题之前,是全民讨论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现状格局及其法律基础的时候了!

韦森2007-6-18晨谨识于复旦

(本文仅为作者自己的博客文章,不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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