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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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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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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市场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保存与复兴  

2007-05-08 05:5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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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保存与复兴

——《复旦青年报》记者就“咏颂”问题对韦森教授的采访

 

韦森谨识不久前,《复旦青年报》记者就中国目前的市场化过程与“咏颂”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保存问题对我做了采访。以下是他们的录音整理。我这里只是提醒诸位网友,我这里只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形式”,而不是笼统地讲“中国传统文化”。若有误识,诚盼诸位网友多多批评。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复旦青年报》(以下简称“《青年》”)记者  徐琳  实习记者  徐锦  陈承男

 

“经济越发达,传统文化形式应该越兴盛”

《青年》:吟诵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长期作为一种读书方式传承,有全民性,普及度高,但是今天却有式微的趋势。

韦森:在我上学的时候,知道还是有吟诵读书的,但后来就不大多见了。听你们讲这个事,我心里也感觉非常着急。我在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访学过,在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都呆过,据我自己观察,像英国,苏格兰,北欧,荷兰等欧洲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把他们民族的许多很老的传统都保存下来了。像苏格兰男士穿Kilt(在苏格兰人面前请不要说它是“skirt”,不然,他们会很生气的!),就是他们传统文化中非常珍贵的习俗。在我们国家,好像是完全另外一幅图景。经过过去几十年里的许多左倾运动,尤其是经过文革,我国各地的许多珍贵的传统文化形式和民间习俗都丢失了,对此,我常常感到痛心疾首。这里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事。韩国首尔有个成均馆大学,目前它是世界上研究儒家思想和哲学的学术中心之一。2005年,我们经济学院的几个教授一行去成均馆大学访问的时候,正值他们要换新的图书馆馆长。成均馆大学换图书馆馆长,要在他们校园中雄伟的大成殿前举行拜祭孔子大典。新上任的馆长,和其他一行人,穿着古时候的白色长袍,戴着古代黑色的帽子,在殿前向孔子三叩九拜,才完成图书馆长的交接。由此可见,韩国人是非常尊敬孔子的。反倒是我们许多人今天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看到这一现象,我当时真的感到震撼,也有些难受,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些形式性的东西。

 

《青年》:这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现代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韦森:中国的市场化本身对此有影响,但很小,更重要的破坏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左倾运动中。几十年的“大革命”和“大批判”,把我们优秀文化传统中很多好东西都给毁掉了,真常常为此痛心疾首!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我希望一些学者能够发挥自己的话语影响力,大力呼吁保持和重拾传统文化,这当然不仅仅局限在吟诵这一特定的传统文化形式上,而且也包括各地的民俗。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不应该衰落,而应该复兴。

 

《青年》: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是可以在不影响自身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商业化的操作,以便更好地保存?

韦森:试图用商业化操作来恢复和重拾传统文化,有正面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其负面影响。首先,因为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形式濒临消失的危运,在此情况下,只要有办法能有助于保存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商业操作,均应该鼓励。我说应该尽一切力量和运用所有可能的资源渠道来恢复和重拾传统文化形式,决不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全面肯定了,或精确地说对其中的糟粕和负面东西就不再保持清醒的认识了。这些年,在国内、国外,作为一个外行,我都对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为主脉的传统中国文化进行过一些反思性的检视,并对传统文化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皇权专制政治的相互维系关系做了一些分析,或直接说,对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念和中华法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在21世纪注重保存一些传统文化形式,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精神承传的一种“外壳”和“见证”。在这些方面,我感觉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社团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大陆做得还好。2005年我去过台湾,在台湾做了近10天的环岛游和讲学。在台湾近十天的行程中,我发现当地民间习俗都保持得非常好,以至于可以说各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民俗,而这些在大陆各地大都没有保存下来。对于这一反差,我感触甚深。

 

在保存、恢复和重拾传统文化形式和民俗方面,政府尤其是文化管理部门应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知识分子要为之大声呼喊,而各地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也应该特别注重在各方面进行支持,并且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口头支持上,而应做出具体的行动,如给予一定资金和财力支持。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的政府官员应该认识到像民俗和咏颂这种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是“四旧”和“封建糟粕”之类东西,而是我们民族的久远历史文化的承传,是我们民族的一些历史表征和见证,因而应该是鼓励,而不是阻止其恢复和发展。概言之,对一些传统文化形式,整个社会应该通过政府和各种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花大力气予以保留,并大加鼓励其恢复和发展,而不再是禁止和压制。经济越发展,传统文化形式应该越兴盛、越多才对。

 

“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青年》:《〈论语〉心得》的首印量达到60万,像吟诵这种更为直观的传统文化却面临冷淡的情形。在市场化过程中,像吟诵,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民俗,如果不加以保存,会湮没在市场的洪流中,不知道这样的提法合不合适。

韦森:我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市场化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更有“文化”,包括更有传统文化中一些有高尚品味和传统价值的东西。我们知识分子,在目前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中,更应该有一种志存高远的精神品格,应该运用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而尽绵力,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像吟诵这类传统文化形式的保持、恢复和弘扬。我刚才已经说过,情形应该是,经济越发展,这种传统文化形式保存和延续下来的越多。这样我们有十几亿人的中华民族,才真正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你们刚才问到目前一些媒体和出版界炒作一些人,一些书,如推出一些明星似的文化名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刚才讲了,只要在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过程中有利于保持传统文化形式,只要有利于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什么不让人们去做?不让媒体去做?目前什么都市场化了,传统文化的“市场”(这里当然是在一种隐喻意义上讲的),也要自发竞争呀!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如《论语》、《庄子》,一些人用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解读,进行讲解,总算是一件好事吧!但是,这也有些使我感到不安。市场化过程中的炒作介入了传统文化的普及,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如果知识分子都去做这些,严肃的学术研究还做不做?这样下去,也许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道路有可能走偏。尽管如此,既然有这个市场,就让他们做吧。正如朱维铮先生在评论那本书时所引用的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学术层面,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要对此保持一个自己清醒的认识。普及,不能取代或者说也取代不了认真的和严肃的学术研究。

 

《青年》: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许也有他们的一些无奈,比如说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不仅需要知识分子的呼吁,政府的准许,也需要一些诸如经费上的支持,似乎这方面现在做的还很不够。

韦森: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代,市场来了,大家的价值观都发生着变化。大家都忙着赚钱、发财、买房产、炒股、享乐,确实很多人对保存传统文化形式关注越来越少,这问题就出来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经济越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越高,人们的文化需求越多,人们的精神品味也会随之提高。这样一来,民众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期盼和需求也会慢慢恢复和萌生。因而,对咏颂、民俗和其它传统文化形式的需求,在少数人中肯定会存在的,并且估计会增强。目前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目前传统文化保存和发展状况甚为担忧。问题的关键是,几十年左倾思潮和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过去我们老是讲破四旧,树新风,结果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完全列入封资修的范畴而“清扫”掉了。

经过五四以来的许许多多的运动和批判,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感情目前都很淡,甚至有些人对传统文化及其形式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因此,现在需要一些有识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把几十年“革命”和“大批判”运动在人们心中所遗留下来的对于传统文化形式的抵触情绪“消解”掉。而这些“革命”和“大批判”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期中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有必要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以及其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这当然需要研读中国数千年来存留下来的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然而,在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中,大多数人都想着去如何赚钱发财和领取高薪去了,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坐得住冷板凳,去研究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尽管如此,如何引导和培养更多的青年人去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经典,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不久前杜维明先生和浙江大学的一些学者在杭州西湖边上所创立的国学经典研读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对于传统文化形式,不能用‘效益’来衡量”

《青年》:有提法认为,我们在保存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该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韦森:我倒认为,在保存传统文化形式的问题上,是不能用“效益”来衡量的,因为这里是很难区分什么是“社会效益”,什么是“经济效益”。传统文化及其形式,是我们民族存在的历史见证。一个民族的经济越发达,传统文化形式应该保存越多。譬如,像苏格兰,英国、欧洲国家,就连像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历史比较短的国家,都很注重保存传统文化,何况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澳洲,当地土人的一些习俗都保护得非常好,尽管在英国人刚建立其殖民地时期,对它们破坏很大,但进入当代社会后,尤其是在20世纪6-70年代之后,政府对保留一些土著文化方面都是花很大力气来支持的。应该把保持、恢复和重拾传统文化形式当作一件能引为我们民族骄傲的事情来做。从晚清开始,我们中国落后了,在西方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经济振兴了,传统文化更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繁盛光大起来。再说,如一个民族不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青年》:您认为国家是否应该出台一些制度措施或拨一些款项来支持传统文化的保护?

韦森:那当然是好喽!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民间的自发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这方面的支持。应该是政府的支持,民间的自发保护和知识分子的呼吁同时起作用。在传统文化形式保护方面,目前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视:一个是左倾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深;另一个就是对传统文化形式的保持、重拾和恢复方面的制度上的禁锢,最近几年才刚刚消除,有些甚至还没消除。市场化改革,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冲击,大家都忙着去赚钱发财了,还管什么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很危险。因而可以认为,保存、维持、恢复和重拾传统文化的工作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当然,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经济发展了,各地资金充裕了,人们也会慢慢产生对一些传统文化形式自然产生一些需求。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这一点,应该把弘扬和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不然,即使政府拨了款,民间组织出了资金,一些传统文化形式也不会被真正有效的恢复和保护起来。

 

《青年》:能不能概括一下保护传统文化几个方面努力的要素?

韦森:政府决策者的支持,知识分子的呼声,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加在一起,会使得保护传统文化形式的力量会慢慢壮大。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人去做,一旦一些传统文化形式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起来了,甚至永远不能被恢复。一些濒危的传统文化形式需要保存下来,更需要接续下去。我们应该像保护大熊猫这种稀有动物一样,来呼吁全社会加强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形式的意识。尽管我是学经济的,但我仍然强烈地认为,在保护传统文化及其形式上,不能太功利了。

 

2007年4月月13日下午于复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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