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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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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韦森:与方钦、梁捷、天扬就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异同的一些对话  

2007-01-16 19:15: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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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后人

—— 评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

方钦

 

韦森注在我身边的几位学生中,方钦的治学和思想平朴、扎实,且思维极其敏捷,知识面也甚广。近些年,方钦在我身边帮我做了许多事,对我的理论进路和思想把握得比较精当,是最了解和理解我的思想的学生之一。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了一本一位美国论者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的中译本。他们还托我学生郦菁送来一本“油墨新香”印书,想让我写个书评。我最近实在太忙,到今天还未来得及读这本书。这不,方钦已经把对这本书的书评写出来了。这里先把他的书评贴在我的博客中,与网友们分享。我对方钦这篇书评的评论,则随便插在他的文章中,并用黑体标了出来。这里谨志史库森在这本书中谈到米塞斯做完报告常点一枝蜡烛这一行为后的一句评论话语,愿与学界同仁和博客网友们共勉: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你

  

一、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如果现在一名经济学家在他的课堂上教授他的学生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大概可以确信,这名经济学家要么是奥地利传统的追随者,要么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这个新世纪,无论谁再对这两个名词追根究底似乎都有些过时了。或许经济学这位社会科学的显贵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尽管屈指算来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却已不知何时半个身子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关于奥地利学派,有人相信当知识贵族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了。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漠然淡出了经济学家的日常文献中,但并不是说芝加哥被遗忘了,而是由于“芝加哥的影响如此广泛,芝加哥的数据经验检验的研究技术被运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正在消失”(77页)。换句话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湮没在了经济思想史之中,而芝加哥学派则湮没在了当代经济理论之中。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作为2001出任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的史库森(Mark Skousen)所著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的出现才会让我们觉得如此与众不同。如果单单只述及其中任何一个学派,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众多当代经济思想史资料中不起眼的一册文献而已。但将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并且问他们“是朋友还是对手”,足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确实,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知道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战士们分为两大阵营——维也纳与芝加哥,我们也知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批评以及愣头青罗斯巴德左右开弓的挑战。可是在我们总的观念里,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两派之间时有争执,但是在需要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同一阵营,作为亚当·斯密的后人,作为“自由之子”,共同捍卫着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在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年代里,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韦森评论】方钦,罗斯巴德目前可是奥地利学派的大师级的思想家呀!这里你用“愣头青”这样的字眼,可能有点欠公允——有点不敬了吧!呵呵!他那本《自由的伦理》,我们不是已经拿到版权了?你还没开始译吧!怎么能用“愣头青”这类俚词来称呼罗斯巴德这样的大思想家?该打板子!该打板子!!另外,真正读懂了奥地利学派,你就会发现,他们与芝加哥学派的差异,可大着呢!而且不是一般差异,是fundamental的差异呀!你还记得么,哈耶克在作古前不久,在回答巴特利三世的一次访谈中,他还耿耿于怀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彻底清算凯恩斯的思想,一个是没有彻底批评米尔顿——指弗里德曼——所始做俑的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但是你们几个都知道,哈耶克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私人交谊均甚笃。私人友谊归私人友谊,但在学术观点上却应坚持自己所相信的是对的道理——请注意我这里故意避开了“真理”这个蛮玄乎的大词——且当仁不让,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哈耶克、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这一广为流传的学术佳话,实在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效仿和弘扬。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19世纪后期,诞生于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的时刻。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起“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之中拯救了古典经济学”(12页),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20世纪初期,诞生于经济学经历第二次危机的时刻。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奥地利学派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几乎无反手之力。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因此,正如本书作者史库森所说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继承者,拥有共同的渊源,他们是自由思想的孪生兄弟。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成为对手呢?

 

二、利博塔伦与利博斯特

史库森列举了的两派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歧,而我们可以发现,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分歧便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便是将社会科学的真理化约为个人行为的理论,即“鲁滨逊·克鲁索理论”。因此米塞斯在其两卷本巨著《人类行为》开篇便言,他所论述的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从人类行为出发建构起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带来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门格尔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开始,主观主义的立场便成为奥地利学奉守的准则。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事实上已经完全融合到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推演出整个交换体系的一般均衡,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但是,切莫认为奥地利学派已经转化为了主流经济学,相反,越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追随者便越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嗤之以鼻。米塞斯及其信徒,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到了极端,成为激进的演绎法,反对数学公式,反对计量模型。

 

韦森评论方钦,请注意,现在新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是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甚至吸收了主流经济学的一approaches,用数学模型和数理方法来诠释他们的观点。譬如,像另一个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思想家Roger Garrison的宏观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数学模型可多着呢!其数学论证,也相当艰深难懂!

 

这种极端的方式使得奥地利学派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芝加哥学派采取的方法则更加平易近人。当米塞斯和哈耶克由于主张放任自由的政策措施而无人理会的时候,弗里德曼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道路。他不漠视凯恩斯的方法,相反运用实证方法在凯恩斯体系内部展开工作,采用数量分析,运用相近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尽管这种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存在着大量争议,但是弗里德曼确实是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凯恩斯模型的错误。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抽象的演绎推理在世人面前绝对没有简洁、美妙的图表数据来得具有说服力。所以最终,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芝加哥学派获胜了,数量分析方法成为了当今经济学教育、研究所必须的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代沟所在,而这种差异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之上。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却是“利博塔伦”,而另一方则是“利博斯特”。奥地利学派的成员无疑是“利博塔伦”,即英语中即Libertarian,翻译过可以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则可以称为利博斯特,即英语中Liberalist,即国内读者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或许可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从两派的来源便已经出现。奥地利学派的诞生地在维也纳,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修士们的涌入把该地变成东欧的思想文化中心,奥地利学派正是这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下成长壮大,并在米塞斯的领导下转战美国,建立了现代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出身背景则现代得多,它的诞生地芝加哥被称为美国城市的菁华,是“开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集中体现”,芝加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心灵家园。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下酝酿出了不同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信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由的信念。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蕴涵在个体之中的理性本质。人类社会的特征便在于个人具有理性,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方法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并且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的追随者而非自由意志的信奉者,维纳(Jacob Viner)、西蒙斯(Henry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都曾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提出过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但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未变,正如奈特坚信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信“个人自由必须成为有智慧的、道德严谨的人们的政治哲学”(54页)。正是这种并非那么严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奈特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分析中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学生拒绝接受缺乏逻辑和经验支持的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后弗里德曼走上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之路的缘由。

当然,我们不能说奥地利学派所关注的“元经济学”分析是错误的,但是极端的演绎分析确实让奥地利学派走上了孤芳自赏的道路,其不仅拒绝抽象的数理分析,也拒绝实证的经验分析。大量主流经济学家赞成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但是他们用更能让人们理解的历史的、定量的经验分析方法来论证,这就反而致使了奥地利学派后期的贡献被埋没在了主流经济学分析之下。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Gary Becker)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的帝国主义相比没有太大的距离,甚至贝克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外人看来米塞斯的贵族姿态显然更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贝克尔而不是米塞斯。

 

韦森评论请注意,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对婚姻、家庭以及利他主义等其他人类行为和社会问题(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的问题)分析,是有着重大差异的。前者要比后者深刻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更公允一点说,前者是在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而后者只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话语语境中进行“经济学分析”。我刚从芝加哥大学拜访贝克尔教授回来,并且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也聊得非常愉快。加之,目前在芝加哥大学,在弗里德曼去世后,贝克尔的学术地位目前可谓是最高的了,故也许这里我不宜对他做这样的评论。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观点。米塞斯的重要性,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仍为人们所所忽视了,米塞斯太重要了!米塞斯的思想和探索,实际上比哈耶克的著作还fundamental,更不用说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了。奇巧的是,这次去芝加哥,我还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米塞斯的一本自传,题目是: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什么时候你们可以从我书房中拿去读读。

 

三、对手亦朋友

据说米塞斯经常喜欢在个人的研讨会结束时,关掉灯并为与会者点上一支蜡烛照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你”(220页)。奥地利学派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团体,他们是自由真理最坚定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他们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高举着真理的光,将指引人们前行,却无人相随。这是一群孤高冷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相异的立场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折衷主义,并反对大众化的、流行性的理论。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注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命运,即便他们的观点、方法被大众接受,他们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成为一个异端的小团体,并且如果这种境况继续的话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而芝加哥学派则更加现实,他们也信仰自由主义,但不可能完全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们赞同市场机制的同时也不反对政府的干预。芝加哥学派是实用主义者,或许他们的理论建构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雅致,信条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坚定,逻辑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往往能够迅速地根据简单的模型假设配合经验数据得出能够预测的、有说服力的、适用的结论。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追寻最优的目标,他们的方案往往是妥协的、次优的、但更现实主义的。这也注定了芝加哥学派的命运,它的影响慢慢从芝加哥传播开去,蔓延到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终遍及整个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学派不存在了,因为整个经济学界就是大大小小持不同立场的芝加哥学派。90年代,有8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这一论断的最好说明。

但是尽管两派之间无论是性格还是理论差异如此之大,尽管二者相互指责对方观点与方法上的瑕疵,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两人走在一起,奥地利与芝加哥绝不是相互对立的阵营,绝不是敌人。没错,他们毫无疑问都会把对方看作是对手,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像两个打架的兄弟,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血统,满怀着对“看不见的手”的尊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对于市场的信仰程度不同,采用的捍卫自由的手段不同。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而芝加哥学派则侵染了美国人的朴实和实用主义精神,他们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多地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关,自由市场对弗里德曼而言绝对不是一种教条,而是经受了经验检验的事实,在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下,政府的干预在某些时候可以减少自由的代价。

因此他们虽然是对手但也是朋友,而且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只有能够相互争吵的朋友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在相互的争论他们相互帮助着审视自身的弱点。现今仍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缺乏先进的定量分析和统计研究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再局限在狭小的纯演绎推理的圈子内固步自封。他们开始走出自由主义的“要塞”,进入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多具有的奥地利学派精神的经验研究已经出现。而另一方面,已经在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也需要认识到奥地利学派批评的正确性。虽然米塞斯的责难有些过于严苛,但是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一些定理确实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对于经验分析的滥用,对于实证检验的过分倚赖,已经使得当今的经济学出现了积重难返的现象。

所以我们相信,尽管“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两个名词逐渐从最新的经济学文献中慢慢消失,但是两个学派并没有消失。如史库森在结尾所言的,两个学派将会走到一起,共同融入下一代的经济学中。《朋友还是对手》叙述了两个学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史,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两个学派已经在一次次严峻的思想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并且从相互的争吵、磨合到相互的交流。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方向,尽管如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悲观。作为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人,两个学派已经通过各自的方法将自由主义的理念注入到经济学理论的血脉之中。现在,无论以何种方式,自由主义的理念必定会仍然沿着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共同走过的道路传承下去。

 

(《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美]马克·史库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定价25元。)

 

韦森评论方钦,我的判断是,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的事,而是事关当代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正如你在上述书评中所言,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理论信条,已经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日常话语了。如果说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封闭式的——用你的说法在他们自己的“围城”中自我繁衍、自我发展——而“积重难返”了话,那末,也许由门格尔所开创、由米塞斯这位重要思想大师所主要创生的经济学的主观认识论,可能是导致主流经济学迷途知返的一济“良药”。当然,我深知,要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宇宙论和社会观——我这里有意避开“思想方法论”这个有些被用俗了的词——感兴趣,要让他们花时间去读懂奥地利学派的艰深哲学思想,从而吞服下这付对治愈其“现症”至关重要的良药,那将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因而,对此我甚有些悲观。当然,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许会遵循一种与市场秩序和文化体系的自发生成和自发扩展相类似的“内在发展机理”:谁也把握不了它们将走向何处。在这里,历史决定论显然是苍白无力的。(2007-1-16晨韦森谨志)

 

【梁捷评论】我最近正重读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很佩服。两三年前根本读不下去,觉得史料琐碎,现在再看才觉得处处针对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方案,有很强的现实性。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认识论”“知识论”上的争论不用多谈。可史库森认为,两派最激烈的争论表现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货币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学派有完整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被广泛运用和实证,可是奥地利学派有自己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吗?哈耶克也是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但现在即使奥派学者用奥地利的思想来讨论宏观、货币、经济周期问题,恐怕自信心也不足吧。

      我对宏观经济学非常外行,大致揣测一下,觉得研究货币作用的宏观模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货币模型,第二类是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货币模型,第三类是基于政策的采用均衡分析的新凯恩斯主义味道的货币模型。第一类强调货币流通在市场里的作用,第二类似乎过于强调货币的“储存”作用,第三类主要是为货币政策提供依据。虽然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批评这些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模型,但是奥地利学派有什么货币模型货币理论吗,奥地利学派如何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罗斯巴德从经济史入手,这似乎是奥派唯一可行的宏观经济学方案了。弗里德曼也研究货币史,而且我觉得弗里德曼的研究并不那么“芝加哥”,不过现在也早就没人看了。

      奥地利学派无疑是“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带来的所谓苏格兰启蒙思想。芝加哥学派的人在政治上其实非常浅薄,在研究态度上说他们是“实用主义”似乎更合适,当然实用主义本身也就包含了一定的自由主义的意思。早期芝加哥学派里,维纳和西蒙斯并不完全支持放任自由的市场(我读维纳晚期的工作,倒觉得和英国的R. H. Tawney很像,可人家是标准的费边社左派),奈特的立场也不明确,只是在他们找到论敌凯恩斯主义以后才慢慢明晰自己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涉及太多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现在被人谈起的,主要是他社会演化方面的思考。而我觉得他对经济学另一项重大贡献,知识论的贡献,被发扬得还不够。奥地利学派很多思想内核无法被直接讨论,主流经济学会引入很多间接变量,然后声称自己吸收了奥派思想的精华。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终究会有做不下去的一天。我相信库恩的范式迁移,不是奥地利学派思想能为主流贡献什么,而是主流经济学在哪些方面无能为力,最终自我破裂。

 

韦森对梁捷上述评论的评论我再次提请诸位注意,在经济学的本体论、知识论上以及方法论(你们知道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上,米塞斯可能比哈耶克重要得多。在哈耶克那里,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塌糊涂(这是他一生讲不清楚“哈耶克问题”——即自发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哈耶克根本没有本体论思考的维度。这一点米塞斯要好很多。在知识论方面,我也初步觉得米塞斯比哈耶克要fundamental 许多。下学期若有时间,我们可以找点时间专门阅读和研究一下米塞斯的著作和思想。另外请梁捷注意一下奥地利学派目前的另一员大将Roger Garrison的宏观研究。

                                                  (韦森2007年1月16日晚补记)

 

席天扬的评论】 

李老师,方钦并梁捷:


今天有些事情出去了,晚上回到家才看到邮件,又在您的博客上读了方钦的书评以及梁捷的评论。显然,二位在这个问题上的阅读思考都很深入,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我一则没有读过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妄加评论显然是件危险的事情!),二则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历史了解不多,仅能止于走马观花,挂一漏万,胡诹一些浅薄的想法。


最近的感受是,无论我们看一个学派也好,或是某一个学者,熟习一些老生常谈的理论话题容易,深入到学科、学派的历史背后,乃至触及人物的心灵,是最难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更深层的关怀,以及立言者提笔为文挥之不去的那些思想和情感的"内核"。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伯林只是鼓吹了"多元"和"消极自由",或马基雅维里只是在推销他的关于权谋的理论,那么我们就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像伯林或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当作如是观,对于奥地利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前贤,我想,也应当作如是观。就像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提到,他研究康德。休谟等人的态度是首先假定他们的正确性,而不是一上来就置于"批判"或"还原"的立场,因为他认为康德,休谟,霍布斯要高于自己,否则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研究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够说芝加哥的政治观念或者"实用主义"是浅薄的,或我们能够把他们都看穿了。所以,当我看到方钦在书评中有意识地从历史,乃至传统的层面去体悟这两个学派,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渊源,而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些僵死的理论,something past sometime,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或者说把握到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脉络。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化,我觉得就是这种梳理,有时候仍然显得简单了。比如,他默认奥地利学派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相当于新自由主义(而梁捷也似乎赞成这一分类),并总结说,"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


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是一种晚近的政治观念,如果我们去掉作为修辞的"高贵","神圣"等字眼,这种政治观念和芝加哥学派的大多数人所尊奉的并无本质不同。我更愿意把这种观念看作是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变化和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它首先反映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上的信念,而不应该是某个学派(比如奥地利学派)的圭臬。其次,就奥地利学派本身来说,这种总结似乎也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在文化传统、哲学观念上的一致性。


另外,方钦注意到奥地利学派在治学方法的重要特征:"个人主义"以及主观价值论。但是他似乎没有区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不同在于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只有这一点才能导向主观价值论。仅仅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不能导致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道扬镳。梁捷提到哈耶克的知识论,很好,但是显然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理解这些思想的细微。我提醒大家注意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在逻辑展开时的困难,我们不能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个人主义的意义。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还是阿罗所指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知识的矛盾,似乎都在提示我们"意志"和"知识"的悖论。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知识"可以仅仅是一种"个人知识"吗?我表示怀疑。


最后,有两个细节问题:


1,方钦和梁捷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当然可能是从书作者的立场出发),把弗里德曼作为首先是一个凯恩斯的"挑战者"的角色。从某些政策主张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总体来说,弗里德曼首先是凯恩斯的继承者而不是挑战者。弗里德曼关于宏观经济的货币理论,以及更早的消费函数理论,其基础完全是凯恩斯式的。一味夸大两人的差别对于我们理解凯恩斯或弗里德曼都没有好处。


2,我没有看过原书。但是二位在谈论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衰落的情况时,都没有提到John Hicks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讨论奥地利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却避而不谈希克斯,这不能够说是有了全面的认识(具方钦说他考虑到篇幅的原因没有在书评里展开讨论这一点)。实际上,希克斯在《工资理论》中提出实际工资提高诱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这已经是在尝试用奥地利学派乃至熊彼特的思想在发展古典理论。他认为虽然从短期均衡看,实际工资的提高必然降低利润率,可从长期看,企业可以对技术做出调整,确定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新技术会更加资本密集化,从而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最终产量,使经济到达新的更高的稳定增长路径。这一提法和后来发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差异甚大,而对资本的强调更是具有鲜明的奥地利学派的风格。我们往往只是熟悉希克斯对于福利理论,一般均衡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工作,实际上这些都是他早期的工作。他在中后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试图把古典经济学分析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其最重要的论著就是1973年的《资本与时间:一种新奥地利理论》,以及1978年论述贸易周期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李老师提到的Garrison 等人近年来的工作,实际上和希克斯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据说,希克斯本人对于诺奖委员会只是提到他早年在一般均衡,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不提后来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受到了低估。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梁捷认为奥地利学派没有完整的资本,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或"现在即使奥派学者用奥地利的思想来讨论宏观、货币、经济周期问题,恐怕自信心也不足"这样的观点或许需要重新评估。

祝好

天扬

 

【韦森对天扬上述评论的评论】天扬,你提到希克斯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奥地利学派的资本,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哈耶克早年的工作(我指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之前的工作,即被罗宾斯所欣赏的工作),目前还在很大程度上仍为学界所忽视,实际上我们对此也不很熟悉,只知道大致有个矿藏在那里。看来只有在经济思想史和人类社会思想史的发展脉络(context)中来把握新近的经济理论动态,方能大致知道我们现在站在那里,应该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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