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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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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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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与梁捷就经济学语言和“森悖论”的一则对话  

2007-01-15 07:2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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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捷就经济学语言和“森悖论”的一则对话  

梁捷-韦森

 


发件人: 梁捷 [mailto:xiaogan2008@126.com]
发送时间: 2007年1月14日 1:17
收件人: weisen
主题: Re:

 

李老师,

    你应该已经回来了吧。我读了这几天你的邮件和博客上的文章,有很多感慨,你在芝加哥还要为《合作的复杂性》写序言让我很感动,我真是太怠惰了。

    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我实在不敢多说什么,我还是先学习吧。现在看书看多了,对什么是主流也模糊起来,不想清晰界定了。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前沿,过去几十年各种学科包括经济学本身留下的资源已足够丰厚,可以从中生发出太多新的组合。前两天刚读完诺斯去年的新书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觉得已经是一本“知识社会学”的书,不像经济学。诺斯认为经济变迁有三个层面。第一是人口和经济变迁,第三是制度规则变迁,而最重要的是第二层面“人们对制度的知识和认识的变迁”。诺斯引用的很多工作我以前读过,他从制度变迁回到知识变迁,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谈这个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诺斯也谈大国兴衰,比如苏联解体,阿克塞罗德的意识是一样的,但他只能模拟制度、组织甚至规范,终究不能模拟知识。

    你和孙广振关于“商人”的通信给人很多启发。不过商周文献太少,作不得数。许倬云可以写“汉代农业”,因为有地下的证据,但他写不了“汉代商业”。汉及汉以前,即使有商业,因为受到交通、政治、城市发展等因素的限制,规模也非常有限。你们的讨论让我想起当年郭沫若和陶希圣等人关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阶段的讨论,这个你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

    《合作的复杂性》翻译得很粗糙,我还要修改和统一文字才能发给范蔚文,你觉得哪些关键词要修改就随时告诉我,我统一来改。

    最后附上一条以前的笔记,也是从“语言学”来分析经济概念。

《孟子•公孙丑下》首次提到“垄断”,“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於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朱熹《集注》曰,“龙音垄。垄断,冈垄之断而高也。”近人则用之翻译英文monopoly。而这个词源于拉丁文monopolium,再往上溯,则是希腊文monopōlion,mono即alone之意,pōlein即sell之意。焦循引陆善经云:龙断,谓冈垄断而高者。而翟灏《考异》引《列子.汤问》篇说愚公移山之事,“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此处“龙”作“陇”。


周策纵说,古代没有市场情报,这个卑贱的男子为了明了当下的市场行情,便站到独立的高冈上去,向左右下方了望各市集的交易情况。看到什么商品畅销或者滞销,他就立即运输或者囤积,操纵市场。孟子认为这种行为引起人民的反感,便征他的税。这是向商人征税的开始。


上古时期,除了“市长”身居“旗亭”以外,市内亦不准起楼,倒与“龙断”之说暗合。周策纵说,汉以后重农抑商的政策“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说法皆不合孟子本意,非常可爱。

    祝好

梁捷

 


发件人: weisen
发送时间: 2007年1月14日 8:08
收件人: 梁捷
主题: Re:

 

 

 

梁捷:

谢谢你提供的关于《孟子•公孙丑下》中关于“垄断”信息。我不久前还又读了一遍《孟子》呢!但没注意到这一点。我想,等我完成目前这本甚为艰难生产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后再回到经济学的语言(我不想再拾起“语言的经济学”这一意义不大且目前看来一种似有些类似“虚幻”且可能是“无所少意义”——trivial——的研究规划)研究中,我会再次挑一些这类学经济学说史各流派的一些关键词,分别对它们考究一番,看这考究本身能否做出点有理论意义的事来。

昨天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读到你为森的《自由与理性》所写的书评了,写得很好。你知道,在我2004年去新德里时,我曾买过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不久前在书店中又看到了中译本,但还没时间读。能把这本书啃读下来,着实不易。但是,我这里有一点提请你注意:前些天,我与黄有光教授聊起森的工作,有光好像对森的评价并不甚高,说他的工作不是“fundamental”(我当时听了有点意外)。对于有光的这一评价,我目前还没有自个的判断,因为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这个艰深的领域,我目前还没敢贸然涉入。

阿克斯罗德的那本《合作的复杂性》的中译本序,我在芝加哥并没有完全写完,因为最后两天王勇给我安排的拜访芝加哥的大牌教授的日程实在太满,我又与王勇几次深聊了很久(我们也好几年没这种难得的深聊机会了。从深聊中,我觉得最近他在自己治学之路上面临着诸多困惑有待排除,我则建议他走出主流而拓宽阅读来萌生出在主流探索进路中的“insights”来),结果没写完。为写此序,我在去芝加哥的飞机上曾再读了一边阿克斯罗德的《合作的演化》,把两本书结合起来,我觉得他这本书意义并没有原来那本书的大,——因为,在前一本书中,他提出的问题意义实在太重要:实际上接近揭示和“touch upon”人世间和宇宙中的“天机”了。但一旦回到现实中来讨论他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奥林匹克竞赛”结果的现实implications,反而显得有些浅薄,故而离理解道德在人世间和个人命程中的深层作用这“天机”,或者说离宇宙间以及人世间均内在的“天道”(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英文为“providence ”),似乎更远了。这一点可能是阿克斯罗德本人及其合作者好像没有意识到的。你知道,这本书是我推荐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版权翻译的。怎么为之写中文序?我这两天还在犹豫:写长,还是写短?还是如与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和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做序那样借题发挥,写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我最近实在是没时间啊! 

盲读了你的译文,觉得译得很好——也许这是因为与天扬、方钦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小话语共同体”中经常对话的缘故,故而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言“语式”(genre—— 一译“文类”或“语体”)。这本书的英文原版还在我手上,我对照看了一下,觉得个别术语和译法还有待推敲。譬如,第4章的“landscape theory”,是否能译为“地形理论”?是否应该译为“全景理论”?我觉得还有推敲的必要。这个词只有在英语国家学术圈的话语背景中,才能把握其涵义。我目前也拿不准该译什么,也许我应该问问广振,听听他的看法。

这星期,我看能否我们再举行一次“周六晨会”。主要想是把你们再召集一下,大家通通气。我从哈佛回来后,这学期忙得连自己带的研究生们都没时间召集一下,这叫什么事呢!唉!下周的外国访团接待、学校的和学院的年终聚会和会议(一次与韩国、日本和香港五所大学的国际会议,复旦方实际上我主持操办),又好像把我下周的日程排满了!我想,现在确实是应该认真考虑卫东和广振的建议的时候了!——这样疲于奔命,哪能真正做学问?!

祝好!

WS

 

【附录】

 

梁捷:自由与效率能否兼得?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悖论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1-08 16:37:49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个极聪明极勤奋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理论、社会发展问题、饥饿与贫困问题、福利经济学、道德哲学等等,近年来又转向印度传统文化。70多岁的老人每年还能写作许多篇论文,在哈佛、剑桥以及印度之间飞来飞去。

  这本《理性与自由》就是他2002年出版的专著,全书二十余章都是根据一篇或者数篇专业学术论文改写而成,从学理上对理性、自由、正义、公平、不确定性等概念做出解释和分析。与前一本反响极大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相比,这本《理性与自由》的叙述要专业很多,偏重学术层面的反思。但如果能追随他的思路反复涵泳,收获亦将愈大。我试着转述他的一个经典定理,读者诸君若是能够打通这个关节,那么阅读此书纵使还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但也应该抱有十足的信心。

  对一个社会来说,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应是政府的一项职责。如果你愿意把家里的墙壁涂成粉红色,而这又不会对社会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那么政府安排就应该是让你把家里墙壁涂成粉红色。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政府的另一个目标。比如某样商品在甲这里没有任何用处,还占用地方造成不便,而乙正可以有效利用这样商品,那么政府就应该把商品分配给乙,这对双方的福利都是一种改进。最优的社会分配结果应该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这种境况被称为帕累托最优。

  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社会上出现了一本道德上颇值得商榷的小说,比方说它的名字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尽管多数人都没有读过,但大家对它的内容和性质都有所耳闻。社会上有两类人或是两个人,不妨称之为某甲和某乙。某甲是道学先生,最恨社会风气之不端,把这种诲淫诲盗的书看作洪水猛兽;某乙则是秉持现代思想的年轻人,追求思想解放,最好全社会都无限制地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来了,在甲看来,最好政府制定规则,宣布它是禁书,谁都不许看。若是不行就退一步,允许甲看而乙不看,自己有免疫能力,虽接触有害书籍亦无大碍。最不济的是乙看甲不看,这样会进一步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乙的想法则反过来。最好的安排莫过于甲看乙不看。自己的思想已经足够开明,看不看都无所谓,而让甲这样的道学先生读这本书,真是大快人心之举。退一步,则乙看甲不看。虽然甲不能看,自己看看也是好的。最差结果就是宣布它是禁书,这样大家都没法看。


  现在政府分别来问两个人对这本书的意见,好决定最后阅读权利的分配。甲自己是不要看的,看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再去问乙,乙则要看。那么政府综合两个人的意思,分别安排乙去看,甲不看。这个选择尊重了两个人的个人意志,且互不干涉。


  可是这样的结果正好违反了前面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因为如果政府安排“甲看乙不看”,那么无论对甲还是对乙而言,都比“乙看甲不看”要来得更好。甲会觉得减少对社会的危害,乙会觉得教育了道学先生,双方各有收获。而“乙看甲不看”的话,乙本身就无所谓看不看,而甲正是不愿意乙去看,大家都极不满意。现在这个结果是根据政府保障最低程度自由的理念得来,却与“帕累托改进”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保障了自由,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分配,自由与效率在根本上发生了冲突。


  森的这一结论甫一提出,就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的基本标准,所有经济学者研究社会状况的终极目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而个人自由更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其间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多有争论,但它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森的这一发现成为一条“不可能定理”,自由与效率竟然相悖,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那么诸多社会理论和政治科学学者数百年来追求不懈的目标就只是镜花水月不成?


  可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各位学者包括森本人并没有在这个“不可能定理”前束手止步,而是围绕自由和效率的约束条件展开讨论,研究附加何种条件以后,“不可能定理”就可能转化成“可能定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森的这条“不可能定理”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块里程碑,无数的成果正从这条定理生发而出。


  我们的语言充满着歧义,“理性”或者“自由”都是如此。经济学尝言“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自杀的人是否理性,前述例子中追求自利却都未能如愿的甲和乙是否理性,理性又是何种理性?同样的,经济学家把自由看作“满足未来不可知兴趣的灵活性”;诺齐克视自由为“在法律程序上予以保护”;以塞亚·伯林则说,自由应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其实不同定义对应的范畴各不相同。


  为了避免歧义,森尽量使用数学语言。他在书里严格地证明,“理性”与“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一个人在做选择时,只有充分运用理性才能实现自由。而我们对理性进行评估时,也必须涉及自由的概念。人是理性的人,也是自由的人。理性和自由都是人之为人的关键节点,必然处于我们政治哲学的核心位置。


  森这本巨著的价值即在于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困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正视这种困境,审慎地反思,运用理性,实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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