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日志

 
 
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网易考拉推荐

知识生产与学术自由  

2006-10-29 20:40: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知识生产与学术自由

韦森

       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思想恢复、思想蕴育,以及思想成长的过程。28年的改革开放,已初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创造了一个相对活跃和自由的空间和氛围,这对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恢复和发展极为重要。

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是产生对人类进步和社会福祗有益知识的先决条件。学术探讨,是知识生产的一条主要途径——如果说不是惟一途径的话。学术探讨,应该无国界、无禁区、无禁忌、无限制、无控制。知识生产,需要学术界的思想交流、碰撞、对话、商榷和相互批评。这就自然要求思想者有表达自己意见和想法的言论自由。在有文字的文明世界出现之后,这就表现为要求出版自由。在电脑网络出现之后,这自然也就要求有在英特网上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和思想见解的自由。没有学术探讨的自由,知识生产过程就会受到制肘,思想就会萎缩,哲学、社会科学就不可能繁荣发展。若思想被禁锢住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会落后、会凋零;社会进步的速率也随之会减缓,甚至会出现倒退。

学术自由对知识生产的上述重要作用,决非是笔者的一种主观推断,而是中外历史所一再证明的史实。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国历史上两次思想萌生的辉煌时代为例来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和中国思想世界蓬勃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代发生在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曾呈现出过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多元思想繁荣景象,产生了像老子、孔子、孟子、子思等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同一个量级的诸多大思想家,并从而型塑了久远的中华文明和思想文化传统。这次伟大的中国思想的萌生时代被秦灭六国以及随后的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建立所阻断掉了。在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在秦汉之际建立后,尽管两千多年来有多次朝代更迭,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学术探讨的自由被一再扼杀,人们的思想基本上被禁锢在不断蜕变着的儒术之中。结果,在自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在整体上来说几乎几无进展。只是到了晚清时期,在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的不断冲击下,帝制王朝权力不断衰微,中央政府控制社会和思想探索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在这种衰世格局中,竟阴差阳错地发生了中国思想和学术文化在近现代的第二次伟大复兴。从晚清和民国中期,中国曾产生了一大批世界大师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即使长达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也并没有完全阻断掉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这场伟大思想文化复兴运动。只是在抗战后,尤其是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到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这一长达数十年的左倾思想泛滥时期,从前苏联进口的一整套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江湖”,学术自由不再,晚清和五四时期那种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局面也随之一去不再复返了。结果,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遭到极大的遏制和破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哲学、语言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同步发展。然而,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的左倾意识形态一统江湖的结果,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比世界前沿思想探索一下子落后了几十年,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也被严重扭曲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思想解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才重新返回轨道,并开始焕发生机,中国思想界也才真正恢复了知识的再生产过程。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给学术探索以充分的自由,才会有正常的知识生产,才会有加速度的知识积累,才会有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才会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祗的增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术自由,既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先决和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内在的推动力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萌生和发展史,古罗马时期的商品经济秩序和法制的互动发展史,以及近代以来的西欧的法制史、文化史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史,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宪章性法律文件,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等,都一再强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譬如,美国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12条就明确规定:“出版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之一,任何政府,除非是暴虐的政府,决不应加以约束”。法国的《人权宣言》第11条则更清楚地写明:“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就连1908年制定的大清王朝《钦定宪法》所附“臣民权利和义务”第2条也明确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譬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7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35条,则有更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七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人类历史上这些宪章性法律文件中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本身就表明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均充分意识到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因而用宪法条文得形式来予以明确规定,以对此予以保护、鼓励和支持。

在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如果这些宪法条文能得到切实落实,我国的知识生产一定会加速度的增长。如若此,在21世纪,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中国学术思想和社会科学的繁盛发展,翘首以待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伟大复兴。

2006-5-7韦森谨识于复旦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评》第5期)

  评论这张
 
阅读(157)|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