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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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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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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中对话  

2006-10-25 22:2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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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中对话
韦森

1 丁丁与我

 最近,到伦敦经济学院出了趟差。在从上海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只带了一本书,就是汪丁丁教授的新著《在市场里交谈》。
从浦东机场一登上飞机,就有两种选择摆在我面前。英国维珍航空公司(Virgin Airline)的新空中客车300-600飞机,非常先进。在每个座位前,都有一片液晶电视。在座位旁边的扶手杆上,又嵌置着一个儿童游戏机操纵杆般的“玩意”。按一下旁边的按钮,把这个“操纵杆”取下来,握在手中,乘客们就自己可以选择看飞机脑库中的上百部最新英文电影了。除此之外,节目选择中还有其他文献大片、名人轶事和电子图书等等。在国内,一年365天,天天读着些别人不大读的“破书”(太太戏语),天天敲着笔记本电脑的键,别说没有点奢侈时间看外国新电影,就连电视新闻,也只是每晚在餐桌上扫两眼。现在,坐在出国旅途的飞机上,有上百部新电影可供选看,可实在是一种令人心痒的诱惑。于是,刚离上海,远没到伦敦,就遇上了挺讨厌的现代经济学中所言的理性选择问题了。
在这一选择困境中,我还是选择了丁丁:在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除吃了两次航空大餐时间外,我头也不抬地读起《交谈》来了。自己这一选择是否是理性的?我自己真无法判断。管他什理性与否,自我行动着,这是我行动的逻辑。如果我没猜错,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人行动的逻辑。
飞机飞达阿姆斯特丹上空时,我读完了丁丁的新著。在《交谈》的页眉、页边,又画满了在飞机颠簸中写下的歪歪扭扭的铅笔批注。这些批注,就构成了这篇“对话”中的“肉”中“骨”。
近一两年来,由于穷忙于语言与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好久未读丁丁的作品了。现在读来,觉得清新满目。可能是因为近一两年来远离北京的喧闹和沙尘暴天气吧!还是因为经常在西湖边漫步?丁丁近来的思想话语(discourse),清澈得真像一片秋月平湖。读丁丁的作品,宛如在苏堤上漫步:湖光山色,在清新的微风中扑面而来。
记得一两年前,丁丁曾从夏威夷发封“伊魅尔”给我说:“在中国,大约只有两个人能真读我的作品。一是你韦森,一是丁利”。这话对我来说有点过誉。丁丁思想,快如闪电,且阅读面极广,固有周其人君的“无所不知的汪丁丁”之说。而在下做学问,慢如蜗牛爬行,哪能赶得上丁丁思想?
近来,学界不时反馈来一条信息,甚至一些朋友也当面这样说与我听:“韦森治学之道,有点像丁丁”。这话大概只是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丁丁和我,均是从经济学王国里溜出来的游子,或如丁丁所言,我们均是那种“走向边缘”的学人。不对的一半是,丁丁近些年来关注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是知识经济学思考背景中的认知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而这两个领域均是我望而生畏和不敢涉足的领域。反过来,在近些年的理论思考中,我主要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反思什么是西方文字中“institutions”一词所涵盖的现实对象性。似可以这样说,丁丁的理论进路,主要侧重于经济分析的认识论;而我的思考进路,则较多偏向于理论经济学的本体论。估计丁丁会同意我的这一判断。
研究领域重合也好,探索进路差异也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大概不会误读丁丁,丁丁也当然不会误读我。在知识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今世界大趋势中,要想别人不误读你,或你不误读别人,可也真不容易!
说丁丁不会误读我,这里有例为证。大约在两年前,丁丁还在夏威夷。一晚,我发了封邮件给丁丁,说准备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探索“language”与“institutions”的关系。本来,我告诉丁丁自己的研究计划,是期望得到丁丁的支持,至少博得丁丁的同情。没想到,我的邮件“发送”键刚敲下,就收到丁丁的回复:“You are pretty, pretty, pretty crazy!”收到丁丁的回复,我笑了。自叹道:“知吾者,莫若丁丁也!”
丁丁对我贸然涉足语言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担心,可以理解。当代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加在一起,是一个比当代经济学更辽阔和更艰深的理论世界、一个几乎艰深得令人恐怖的广阔领域。面对这样一个辽阔和艰深的交叉领域,自己这外行蜗牛般地爬进去,还不会迷失在其中?于是,就有了丁丁的担忧。好在这两年多下来,我还在地上慢慢爬。且自我感觉,好像还没有迷失。最近对“语言”与“制序”(institution)的关系的梳理,爬梳到了乔姆斯基在“人遵守规则的悖论”以及“私人语言”问题上与维特根斯坦的商榷。在横跨当代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这场蛮热烈的讨论中,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普特南(Hilary Putnan)和塞尔(John Searle)等许多大哲学家都卷入了其中。乔姆斯基与维特根斯坦的商榷,涉及到笛卡儿所言的人作为人的“内在经验”、康德所言的人的“先天综合判断”、大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odt)所见的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的“语法关系的原型(archtype)”、以及维特根斯坦哲学中逻辑和世界同一中的“先天秩序”。现在初步看来,人思想和精神中的“原型”、“先天秩序”、“内在经验”和“先天综合判断”,是人类社会种种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赖依产生的最深层根源(只要问一下为什么只有人类社会才有种种制序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有这一判断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人的精神中有这种“先天秩序”、“语法原型”,“先天综合判断(能力)”和“内在经验”?乔姆斯基在其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学话语中,把回答归结为人的“先天语言官能”(faculty)这种“天生装置”(innate device),而照乔姆斯基自己看来,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只不过是人的这种先天语言官能的一种“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乔姆斯基的话显然还没有说完。为什么人——且惟独人——才有这种先天语言官能?再思考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进,一是通向生物学的进化论,一是通向基督教的创世论。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乔姆斯基本人明确表示,他宁肯选择前者,并推测说,随着脑神经科学研究的推进,可能找到出目前人们种种疑问的答案。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争争吵吵,最终把人们带到了认知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这两个门洞前。两个门洞都是敞开着的。从这两个开敞着的大门远远望进去,好像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蒙蒙”,且似有无数条悠悠曲径,通向遥远的天际。
面对这两大领域敞开着的幽幽大门,我甚至连探头看一眼都有些畏惧。然而,既然被乔姆斯基与维特根斯坦的争论引领到了这两个门洞前,不看也得看。从这两个神秘的门洞望进去,别的还没看到,又首先见到了汪丁丁游侠那矫健如飞的身影。好快的丁丁!

2 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他

近来,对话好像乍然在经济学界时兴起来了。林毅夫在与学生对话,汪丁丁在与朋友对话。在对话中思想,在思想中对话;对话在思想中进行,思想在对话中前进。在对话中著述,并在对话中形成并传播思想,说来并没有经济学家的发明专利。苏格拉第是在对话中把思想留给世人的,就连我们的孔老夫子,也是在对话中留下了他那型塑主流中国文化精神的《论语》的。这不,浙江大学的汪丁丁、史晋川、张旭昆、罗卫东、叶航以及还未曾谋过面的冯刚几位教授朋友,又在蛮热闹的对话中思想起来了。
从浙大的几个教授朋友的思想对话中,可以解读出各自的治学态度和目学术标上的差异。有差异,就可以分分层面。做学问,著书(但不一定“立说”),似有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几个朋友所言的“自恰性”。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坦言他追求这一点,经济学家黄有光大侠似也默认这一点。丁丁直言他不追求这一点,他只追求第二个层面:宁肯在“碎片”中生活。丁丁说,他不愿写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认为那只会“画地为牢”。显然,丁丁以“游侠”“自恰”,自得其乐。于是,就有了丁丁这本只求“碎片”而产生的平镜般西湖水中的粼粼“秋月”。我想,除了这两个至高的学术境界外,还应该有一个更低一些的追求:那就是做学问不求什么。学问,就是“学”与“问”。不是问他人,而是问自己。问自己,只是为了弄清自己。但求自个心中有个数,就足以。写,只不过是拷问自己的一种形式。不求解释,更不求他人理解,更不计他人误解。自个大致知道个“如此然”(可不是“所以然”!),就够了。这种低层的学术自乐,在当代求“精确”和“科学”的时尚风气中,虽不合时宜,但在中国至少还有个汪丁丁。
谈到学术研究的追求,使我想起了本世纪初一位伟大的英国伦理学家(半个经济学家)的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西季威克,曾以一部《伦理学方法》,贯通了两个世纪的道德哲学研究,因而这本巨著也成为两个世纪之交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文献。西季威克在当代伦理学中的地位,无可争议。现实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英国剑桥这座美丽的小城,不就有西季威克大道(剑桥的Newnham 学院、远东研究学院,以及经济系和哲学系,均在这均座落在这条剑桥城中“大道”的小街上)么?许多人知道西季威克是个伟大的伦理学家,也许大伙还知道他也是个重要的经济学家,但可能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有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当有人问及这位无可争议的伟大伦理学家如何看待自己的《伦理学方法》时,他回答道,这部书的第一个“word”(词)是“ethics”(伦理),最后一个词则是“failure”(失败)。像西季威克这样的一位思想大师,竟坦言自己一生的伦理研究是“失败”!我真不知道经济学界的朋友们能从(当代一位重量级伦理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Derek Parfit所讲的)西季威克的这个真实故事中能悟出点什么?
近来,浙大的思想者朋友交谈的话题之一——说来也是经济学家们和其他社会科学界所常提的一个话题——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这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中以来,经济学家的审慎推理(prudential reasoning)膨胀起来了,且似乎迅速控制了当代社会思想的话语霸权。在好像掌握了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接着打到了东,打到了西,所向披靡。有了利益最大化的长矛,有了最优化数学模型的利器,在人类行为的理论解释王国中,还有什么经济学不可解释的?!于是,贝克尔(Gary Beck)的家庭和婚姻的经济分析出来了,宾默尔(Ken Binmore)的道德(虚无)博弈模型建构了,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的“语言的经济分析”也出现了……,当然,还有那种种效用论、偏好论、快乐论、利己一维论,等等。有了经济学审慎推理的九阳神功,经济学高手悟出了其中任何一招,其功力都不下于洪七公的那降龙十八掌。那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神学中承传下来的中世纪的传统套路,哪能经得住这悟出了人类行为之数学天机的经济学高手们发出的任何一招?于是,好像就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支支外侵大军的不断凯旋。
昨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 Henrietta L. Moore教授招待我们复旦访团一行的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是该院人类学系的现任系主任Charles Stafford教授。与这位对中国社会颇为了解并在中国大陆许多省份和台湾做过许多实地调查(field work)的人类学家侃起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格尔兹(Cliford Geertz)和包伊德(Robert Boyd)等人的工作时,蛮过瘾。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可不简单。且不说这里出过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人类学巨擘,目前也可谓是执英国人类学研究之牛耳。可作为这个人类学系的系主任Stafford教授,倒蛮谦和,对经济学家僭越地研究人类学问题的做法,他好像还挺佩服。席间,他告诉我说:“你们经济学家,可真厉害!进入了我们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带着这么多规范的数学工具和博弈模型,分析起问题来,就那么深!这些我们可真做不了。”听他这么说,我呷了一口葡萄酒,然后慢吞吞地用英文回答道:“We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we defeat everything but actually nothing”。听我这么一说,这位还能讲几句中文的英国人类学家,竟会意地竖了竖拇指。
稍有些当代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人均会知道,当代经济学的博大理论世界,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精细得很,专业得很,也“八股”得很。没有一套蛮唬人的数学符号,没有严密的“假设 → 证明 → 证毕 → 结论”这一当代经济学格式化的数学论证,今天你敢妄称在做“经济分析”?!你敢说你在做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分析的进展,使经济学变得“更科学”(如果科学还有个程度的话)起来。然而,经济学是思想,是语言(包括数学语言),但毕竟不是数学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由于更“数学化”因而变得更“科学化”(如果英文中能有个scientificalization,会多好!)了,但目前我们却无力断定它是否“更思想化”(我也不知道英语世界里的学者们将如何表达这个概念)了。
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权”之风,盛得很!在许多经济学家的眼里,似乎是:哲学么?没落了!伦理学么?虚无了!人类学么?在讲什么符号问题——开玩笑!法学么?我们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解释得了你!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我们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然而,如果一天一个天真的学童问经济学家们:“你们解释得了经济么”?经济学家们又将如何回答呢?
在当代,在这个世界,理论经济学确曾是大踏步地前进了。当代经济理论,已变成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世界,这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也正是在当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哲学家们,没有去“摆地摊”;伦理学家们,也没有在那里“打瞌睡”;人类学家们,也没有只是在“田野里闲唠嗑”;法学家们么,更没有去“忙走穴”。当代哲学、伦理学、法学、人类学甚至宗教神学,都在大踏步地前进,都在飞速发展着。读读罗尔斯、读读斯蒂文森、读读格尔兹,读读哈特 —— 且不说读读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怀特海、赖尔、伽达默尔、福柯、牟宗三、弗洛伊德、韦伯、索绪尔、巴特尔、和蒂利希   等等一些现代的思想巨人了—— 你经济学(家)敢妄自称大?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得很,也自我封闭的很。不是么?
话说回来,经济学界的朋友常常会觉得,丁丁的文著,以及我近来的几本小册子,涉及面远远超过当代主流经济学所常讨论的话题。但请不要误会,丁丁和我,均不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不管丁丁同意不同意,我宁可认为我们只是经济学中的逃兵。两个稚童,根本不敢拿着经济学中塑料玩具般的长枪短剑,杀到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中唱起经济学的大戏来,而只不过是天真烂漫地溜到了其它学科的园子中,摘了几片绿叶,掐了几朵小花。好在在一个陶渊明田园诗般的现代理论王国中,人们的“领地产权”意识还不太凸显。于是,就有了其他学界同仁的宽容。这种宽容,我猜想,常常会表现为其他学界思想者读到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模型”其他学科的问题时的不禁莞尔吧!

3 是“产权是道德之神”,还是“道德是产权之魂”?

在《交谈》中,丁丁一再强调他的“产权是道德之神”的命题,并自我解释道:“这含义可深呢!需要仔细体悟。”我同意丁丁的后一解释,但对“产权是道德之神”的命题深表怀疑:“丁丁,有没有搞错?”
丁丁的后一句解释我同意,是因为,道德与产权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这不仅是一个纯思辨的理论推理问题,也牵涉到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根本性差别。别说一两句话、三五篇文说不清、道不明,就是七八本专著,能同一大家的认识?也值得怀疑。道德与产权的关系问题,可谓深不见底。
我之所以怀疑这一丁丁命题有没有搞错(这里借用张五常先生的一句口头禅。常与五常君一起把盏论道,免不了受其“感染”),是考虑到丁丁这句话可能说反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不仿把丁丁的话“翻译”一下。如果把“产权”看成是一种“制度安排”,这一丁丁命题无疑就成了“制度是道德之神”了。经这么一翻译,丁丁命题显然就难以接受了(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朋友仍会认为丁丁命题有道理)。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不讲。即使讲,恐怕也越讲越糊涂。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个“反丁丁命题”:“道德是产权之魂”。
对于我的“道德是产权之魂”(或言“道德是制度之魂”)命题,伦理学界和政治哲学界的朋友们马上会说:这是一个罗尔斯主义的命题!这乍看来好像没错。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不是一上来就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the first virtue)”么?但也许丁丁会说:“不对!韦森的命题是个哈森义(John Harsanyi)主义的命题!”
我同意后一种说法。理由其一是,尽管罗尔斯和哈森义均被认为是隐秘的康德主义者,但经济学家哈森义的规则功利主义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在实质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加之,尽管笔者素来敬仰罗尔斯的深刻和大师风范,但对他从道德判断(正义)向外推演到制度建构的做法一直有一种哈耶克式的本能戒心。窃以为,伦理正义与制度的关系,绝非是如罗尔斯心目中所见那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情形,即人们在“无知之幕”中先建构了正义原则,然后再在正义的基础上建构种种政治与经济制度。伦理正义与种种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事实上可能是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同一个社会演化过程的同时产物。
之所以可以认为“道德是产权之魂”的命题是哈森义主义的,其理由之二是,哈森义本人早就这样说过了。只要玩味一下哈森义的一句经典明言,就可以确知这一点。在1987年发表在《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哈森义曾非常深刻地指出:“除非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要求他们恪守契约的道德准则,他们将不会有理性地履行契约的内在驱动。因此,道德并不依赖于社会契约。这是因为契约是从人们对道德的一种验前的恪守中获得其所有的约束力”。思想界的朋友也许会一眼识出,“道德是产权之魂”的命题,正是这一哈森义经典论断的理论浓缩。
除了哈森义的中这一经济哲学大师的上述论述的支持外,我这里不仿也引用丁丁常常喜欢引用而我却一直惟恐避之而不及的一位法兰克福学派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来佐证我的命题。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部巨著中,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个人道德(Moralität)的伦理(sittliche)情景在于一个正义社会的建制之中。因此,正义社会之稳定的基础不是法律的强制力量,而是正义建制下的生活的社会化力量。”我对哈贝马斯的这句话的解读是佐证了我的命题。也许丁丁的解读是支持了他的命题?
到这里,有些读者朋友可能觉得,丁丁的命题和我的命题,均有些“玄”。“太玄!”这是我的一些朋友们最近在批评我的作品时所常用的一个词。为了“少玄”一点,这里不妨对丁丁的命题和我的命题做一点白话般解释的“手脚”:丁丁的命题涵蕴着的意思有:“没有产权,会有道德?”我的命题的意思则含有:“没有道德,会有产权?”
如果这样浅直地解释丁丁“产权是道德之神”命题和我的“道德是产权之魂”的命题的话,丁丁和浙大的几位朋友可能会立即批评道:“韦森的命题康德主义的老生常谈!”如果丁丁和其他朋友这样评批,我会接受。因为,毋庸讳言,我这一命题不但在表达程式正好是康德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定言命令,而且在内容上也主张产权存在有作为道德律令的定言命令的维度内含在其中。
这里似应回顾一下什么是康德的定言命令。何谓“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为了在经济学现代话语语境中讨论问题方便,这里再没必要去引用晦涩的康德哲学原语。我们不妨这里采用当代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大师宾默尔在其巨著《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一卷中对康德定言命令的简单归纳:“行动所遵守的惟一准则也应当是你所希望的普遍法则”。
用康德的定言命令的程式解释产权的“raison d’être”,浙大的冯刚教授实际上已在《交谈》中这样做了。他说,在实践理性中,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这也类似于关于产权的命题:一个人想要控制他的财产,只要他想要其他每个人也对他们的财产有着同样的控制。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人可以宣称有产权,除非他承认其他人也有产权”。很显然,冯刚教授这里是用康德的定言命令的程式来解释产权的存在理由和基础的。
这里应该指出,我的“道德是产权之魂”的命题,与冯刚教授对产权存在理由的康德定言命令的程式解释,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差别在于,窃以为,不但产权存在在形式上与康德的定言命令的理论程式相机相符(contingently coincident),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康德所见的作为定言命令的道德律令,实质上是任何社会中产权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不然,就不能解释在注重用伦理原则规范人们的交往活动的传统中国礼俗社会中不存在刚性的产权结构这一历史现象了)。对此,似无需赘述。因为,只要反复玩味一下哈森义的上述经典论述,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了。
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说:“丁丁命题和韦森命题并不矛盾。因为,这无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这样认为,也许不无道理。但这无疑又回到哈耶克——萨金(Robert Sugden)式的“道德与惯例(convention)为同一社会演化过程的产物”这一道德和社会制序自发生成论的理论程式中去了。但是,这里的“惯例”(convention)能否替换为“制度”(在英文中的较精确对应词应为“constitution”,亦同经济学家诺思、哈耶克、肖特——即Andrew Schotter —— 和哲学家塞尔所理解的“institution”)?如果能,我会接受这一折中调和;如果不能,我则会坚持自己的反丁丁命题的命题。

(二00三年十月三日初草于伦敦Ryan旅馆,二00四年一月十五日定稿于
上海复旦书馨公寓)
 (汪丁丁:《在市场里交谈》,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0三年八月出版,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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