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查看详情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日志

 
 
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政府与宏观调控  

2006-10-25 12:2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政府与宏观调控:
应该学会如何自“市场嵌入”中退出
韦森

 近来,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蛮多。在国际上,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能通过政府的这次“宏观调控”而实现“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关注着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们和观察家们也议论纷纷。国务院近期的一些会议和7月2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曾一再申明,当前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宏观调控(正)处在关键时刻”。来自政府决策机构的一些新近信息均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所谓“过热”的“宏观调控”(刹车),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回顾20余年的改革历程,前瞻未来发展道路,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的宏观增长路径和市场发育进程,均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如果还不能说是“关键时期”的话)。此时此际,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进程的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今年4、5月份,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判断,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自SARS退去以来开始出现了“过热”。接着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包括用通过行政命令和其它行政手段来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与措施必须和必定是“行政的”?这与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密不可分。

政府的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

在20余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运行基本框架已逐渐发育成型,并在各地和各个经济部门不断扩展。然而,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行政控制机制还仍然在市场运行中起很大作用。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中央和各级政府作为一个个投资主体,还是内在于经济中增长加速和减速的主要动力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超越市场之外或之上的调节力量。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中,不但政府投资导向、调控机制、政策手段和其它行政信号直接决定着经济增长速率的高低,民间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与政府投资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所“触发”或“拖动”的。对于这种格局,我将之称作为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及其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是从社会学家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英文叫“embeddedness”。
政府在市场中的深嵌,使得我们基本构架刚刚成型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体制有很大不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参与者们进行着自己的博弈,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环境以及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来调节着市场,因而实质上是与市场在一个平等地地位上进行着权利与利益的交换,也因而可以引导市场,调节市场,但不(能)命令市场。与之相反,在政府嵌入市场的体制格局中,政府是主人,市场是奴隶。由于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人不但高高再上,能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命令市场,也由于各级政府及其衍生机构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使得政府仍旧是市场“过冷”或“过热”——如果这两个词在描述宏观经济运行上是可用的或者说有意义的话——的发动机。政府作为市场博弈的“庄家”深嵌在市场中,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就不仅仅只是“调节”,而是“调控”了;且政府的“调控”手段,“经济的”、“市场的”甚至“政策的”的调节往往无效的或收效甚微,结果“行政调控”往往是必然选择。
认识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就会理解我们当前“宏观调控”的性质和特点了。与西方政府多年惯用的“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的“宏观调节”的实质是,我抛出一个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球”,让你市场来接,因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政府与市场(请注意,我这里不是说市场参与者)在平等“场地”上的进行博弈。与之相反,我们的“宏观调控”,是“调”与“控”的结合,“调”是形式,“控”为手段,“操控市场”才是目的。我们的宏观调控所隐含的前提是,政府是庄家,市场参与者只是“陪赌”,因而从整体上看政府好像是一个骑手,而市场只是政府的坐骑:“鞭子打下去,你会不听?”且在政府深嵌在市场中的格局中,政府一加强宏观调控,自然会强化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控制,从而使政府进一步深陷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宋国青教授的一个判断(说法)很到位:我们今天所言的“加强宏观调控”,与“加强行政控制”,近乎同义语。我们这里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宏观调控中行政机制对市场运行操控的强化,是政府嵌入市场的一个自然结果。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宏观调控真得是必须的?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不但要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且要学国外的管理科学理论”。这句话目前显然已付诸了实践。这多年,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的“经济”人士,不但学得了企业管理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布莱尔政府会做的,我们的政府当然可以做;美联储会用的,我们的央行也会用。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至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学着做?结果,就有了由一些经济学家游说、参与、谋划和鼓动的“宏观调控”这场游戏。

警惕学误学西方政府,仅玩“宏观调控”的游戏

 政府嵌入市场,是中国近半个世纪行政控制经济社会工程试验的在市场发育中一种体残存。长期的行政控制经济实践,不但使政府深嵌在市场中,从而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架构初成时行政控制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绞缠在一起,而且在我们的政府决策层遗传下来了一种行为惯性。政府嵌入市场,就自然使得政府的决策者眼睛总是盯着市场,总有内在冲动对市场做点什么:让市场自我运行和发育,那还了得?
政府在市场中嵌入,加上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惯性,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企业家们(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语)在宏观政策上总是偏好于“为有为”。政府嵌入市场,也使得政府“有为地”操控市场非常方便,以致方便得如此从容,就如左撇子一伸手就用左手干事一样。格局、导向和行为惯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的政府决策层无论在何时觉得市场有一点任何“不合意”,就对它不是鞭子猛抽,就是缰绳紧勒。这在近两年的政府“宏观操作”中表现的如此明显。去年这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判定中国经济增长有些乏力,政府也曾动用所有能用的经济与行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人们就惊呼经济“过热”了,接着来了个180度的“经济”大转向,不但用所有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节制经济增长,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板斧大砍信贷。转得还真快!这说来不怪。因为,这正是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行政的行为常规和体制惯性。对此,国人已习以为常。—— 这就是我们的体制,这就是我们的机制,甚至就是我们当代的一种“主流意识”。自文革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已好像在历次运动中养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行为品格: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做这,要么干那,总要做点事,并且总想干点大事、有为的事。这种品格反映在我国市场框架初成后政府对市场运作的态度上,就变成了要么刺激经济,要么抑制经济。政府为什么就“闲不住”,即为点“无为”?
政府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操控和驾御市场,这说来不仅仅是过去数十年行政控制经济实践而遗传下来的一种政府行政行为惯性,而且也符合我们中国人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主流文化信念:政治,政治,以政来治,以政为治,以政达治。在古汉语中,甚至在日语中,“经济”不就是“政治”的同义语么?!政府不做些事,无有些政绩,能行?现在不都市场化了不?市场,不就是表演政绩的一个舞台么?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这里还有一点且不可忽略:具有这种这种惯性行为的政府政治企业家,又与一些素来矢志于“改造世界”且武装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科学知识装备”的经济学家们灵犀相同、惺惺相惜。加之,在我们常常有志于大有作为的经济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识:在经济市场化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政府的一种本职、本能和份内的事了。这种误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随着改革中的国门开放,经济学家们所普遍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在二次战后,西方政府不时地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来积极地干预经济周期。这样一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有凯恩斯的发明专利,因而并非“国产”——倒是有点像是一种进口的“高科技”了。由此,一些经济学家推理如斯:发达国家的政府不是每天都在调控经济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不都是在时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热熨斗”,来试图“烫平”商业周期之波的高低么?美联储在不时进行着货币和金融政策运作,格林斯潘老先生也在紧握着美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舵。他们都在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科学”?市场运行框架在我国经济中的初成,也使我们的经济学家乐观地相信,既然市场来了,宏观操作的环境有了,我们自然可以“牛刀小试”,来搞点“宏观调控”了。如果还有什么不同,那惟一的差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运用宏观政策工具的“大熨斗”来不断烫平商业周期中的衰退和繁荣的起伏波,我们今天则是用行政手段的“大熨斗”来烫平高速经济增长中速率高低不平的轨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宏观调控的潜隐理论逻辑?然而,在东西方的当代走红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士都在大谈并在实践上对经济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时,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轨迹就一定是平滑无波的才是“最美的”和“健康的”?
现在,似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市场,换一个视角理解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市场应该是个“活东西”。市场有驰有张,有时涨,有时落,会自我调整和平衡,也需要“喘喘气”。短期的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应该被视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正如潮汐有涨有落,月亮有阴晴残缺,季节有春夏秋冬,人体有生理周期一样。技术进步,产品换代,产业转移,经济的结构调整,都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来进行;具有不完备信息的无数市场参与者个人(有限)理性选择的非合理结果,也需要经济波动来消化。意识不到市场是个自发生成且自然成长着的“活东西”,总是固守着老凯恩斯的信条,总是在市场头上扬着条鞭子,并不断地抽打着它,叫它不是快,就是慢,不是向前,就是朝后,这只会有害于经济。好马良驹,还需要细心喂养,百般呵护,现在对市场这匹马,我们却是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它,这能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留点时间,让市场自我平衡和自我调整?昨天还在千方百计的拼命刺激经济增长,一夜醒来,今天就动用一切手段抑制经济增长,这不是“折腾”?政府不给市场一点“喘息”的时间,是不相信市场机制,还是不相信政府自己驾御市场的能力?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我们经济学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们经济学家们性子是否急了点?学西方政府,学格林斯潘,也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政治架构、市场品格这些特殊的“国情”再学。“宏观调控”的游戏是玩了起来,但人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并似乎不在意)世界各国调控宏观经济的政治架构、游戏规则和制度场景却有很大不同,同样的宏观政策手段的传导机制也有很大差别。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入了“世”,但还没完全“入市”。具体说来,西方国家的宏观调节,是在一个相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场景中进行的,因而是用于一些屡试以久的政策杠杆来进行的。在我们初成的市场机制中,政府嵌入市场是“宏观调控”的不可忽略的体制安排事实。尤其是当政府在还大程度上还是引致市场波动的投资主体时,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各级政府本身作为投资主体深嵌在市场中,就使得政府本身对市场运行的“操控”不可能只是“政策调控”,而主要是“行政操作”。把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操控”放在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中来看,其“宏观调增”和“宏观调控”叠加起来,往往只不过是“政府折腾市场”的倒影。

政府应该从这次宏观调控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

现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已逐渐变成了一些经济学人口袋中的“瑞士军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人世,市场交易是博弈,社会交往是游戏,宏观控制自然也是一种“game”了。“博弈”和“游戏”,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game”,且说来三者是一回事,且不是一件坏事。人们在社会博弈中交流信息,且在重复博弈中不断学得和积累知识。政府要调控市场,就是与市场玩游戏,中外皆不例外。因此,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政府调控市场,与市场玩游戏,从博弈论的理论分析角度来看也没有多大问题和什么不对。但问题在于,在一些情况下,政府能否尽量减少与市场的游戏?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有没有经济学家们试试“玩玩市场调控游戏看”的意识和成份?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两年政府的宏观经济运作,对目前这次“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若何,看来是不怎么值得人们所主要担心的事了。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些看来是小事;经济增长速率下降一、两个百分点,对高速增长中的诺大个中国,也没多大问题。真正的问题似乎是政府还没有从行政操控市场的思路中转换过来。动不动就动用行政杠杆调控和钳制市场,就与市场玩游戏,这怎么能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这次宏观调控政府做得“得心应手”了,做“溜了”,会强化政府动不动就动用行政命令“调控”经济的“习惯性行为”。用制度经济学的一句行话说,这种“习惯性行为”,会“路径依赖”。如果政府动不动就动用行政手段并通过行政机制干预经济的惯性行为不改,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如果如此,中国要真正“入市”,将“路漫漫其修远兮”!
如果能反思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这一事实,如果能理解“市场化中”的政府“为有为”行为惯性——且必定通过行政手段“为有为”——及其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断想:中国经济自SARS之后所呈现出的高速增长势头,现在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的良机。
目前,经济学界和实业界似乎有一个主流看法:我国经济前一段出现的结构性“偏热”,始作俑者恰恰是各级政府。这不无道理。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兴土木,都在扩街,修路,筑桥,建高架,盖高楼,搞开发,数不完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建筑,“一些经济”会不热?钢材、水泥和其它原材料价格会不短缺?会不涨价?“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认为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政府投资是某些经济部门偏热的原因,那现在不正是通过行政机制的运作使政府自己主动退出市场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近来,我总感觉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倒退的征兆,反过来行政控制机制有强化的苗头。我们政府的决策者好像已意识到这一点了,提出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来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关键在于下一步政府如何做。我所期盼的是政府的决策者能真正相信市场,放心地依赖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就是少参与市场,就是少管市场的事。
现代经济学讲“机会成本”。中文中的“成本”、“费用”、“花费”与“代价”,在简单的英语中也只是同一个词,即“costs”。如果我们的脑袋里只想着这次“宏观调控”能使投资率、信贷规模和经济增长率降低多少个百分点,而把握不住这次政府从市场嵌入中退出或淡出的良机,其“opportunity costs”将会是很高的。
                                           2004年8月1-4日谨识于巴彦淖尔与鄂尔多斯草原旅途中

  评论这张
 
阅读(8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