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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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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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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  

2006-10-25 12:24: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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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
的创造性转化
——《鲁苏浙粤沪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代序

韦森

 在2003年下半年一个晚上,正在我们复旦读博的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研究员来舍下小叙。在闲聊中,卫国君谈及他和山东以及其它一些省市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正在筹划撰写一部有关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上海市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的专著一事,并盛情邀我为这本书作序。
自1987年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出国留学,到今天转眼已近20年了。2001年从英国剑桥访学正式归国后,虽然曾一两次偶过山东,但严格来说,自己对家乡山东这些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并不多。从国外来复旦教书数来也算几年了,但由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抽象的理论经济学或言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加上回国以来基本上是从书房到教室,很少外出,且很少读报纸、看电视,故对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各省市以及全国的实际经济状况也知之甚少。在此情况下,要为这样一本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的专著作序,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目前这两门学科还都是比较抽象和思辨的理论学科。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多是些跨国家、跨社会和跨历史的比较。这部专著,则集中于中国五个发达省市在20余年改革开放历史跨度中的经济绩效方面的多维比较。这些绩效比较固然与比较制度分析的体制和制度理论比较有很大不同,但从自己专业领域的观察视角来看,比较中国东——南沿海五省市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绩效上的差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这五个相对发达的沿海省市各个方面的比较,进而发现各自市场运行、文化习俗以及体制绩效的不同特征及其各自的优劣长短,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尤其是对正确把握我们山东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对省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对本地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各界研究和理解山东省情并进而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一些合宜的咨询意见,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山东是生我、养我和教育过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出身山东的经济学人,能为家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一些个人的评论,提出一些自己浅见——甚至谬见,实在是责无旁贷的。加之,承蒙我曾工作过数年的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和朋友诚挚邀请,这也真是盛情难却。于是,就有了这篇书序。
下面,笔者仅从几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一些“印象直观”。希望这些浅直甚至有些“外行”的印象直观,能为关注和思考着山东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提供一些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一、与其它四省市相比,山东综合竞争力和体制绩效到底若何?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各项指标也显示山东这些年确实取得了“令省内人乐道”和“令省外人刮目”的巨大成就。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2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率为11.6%,高于全国同期的9.4%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上海的同期水平。2003年,山东GDP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3%,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以上(参马传栋、张卫国,2004,第3页)。2002年,山东的人均GDP达到了11,645元,虽然低于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但也高出全国8184元的平均水平。这些基本数字表明,自1978年以来,山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确实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
然而,我们山东的各界党政领导以及学术界——尤其是我省经济学界——的同仁显然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由张卫国研究员所牵头并组织的山东与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跨省市的比较研究,正好反映了我省政界、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奋发精神。毋庸讳言,尽管过去20余年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了骄人的进步,但与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这4个中国最发达的省市相比,无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进程方面,山东均有落后的地方。在经济绩效、市场发育、体制安排和发展前景方面,山东也有待反思的地方。这些不合意的地方自然也能从一些基本数字上反映出来。按照本书第四章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山东的人均GDP为广东的1.17倍,浙江的1.34倍。但是到了2003年,山东仅相当于广东的79.2%,浙江的69.3%。读了这部书稿,感觉到有一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2003年,山东的人均GDP不仅排在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之后,甚至还在福建和辽宁之后,——而众所周知,辽宁这个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重工业基地,由于背上了巨大份量的国有经济包袱,其改革的步履维艰在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学界都是人所共识的。把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放在一个盘子中综合思考,看来我们山东的政界、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是应该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省到底存在那些差距和问题——如果有差距和问题,其原因和起因又到底在哪里了。
这些年来,由于笔者的专业是理论经济学(严格来说是经济哲学),故素来对统计数字不甚关注,也自然对一些统计指标不甚敏感。加之,自己十多年在国外,回国时间不长,目前确实不知道我国和我省历年的统计数字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在1978年上大学前,笔者曾在一个鲁西南的县城棉厂做过统计工作数年。记得那时,我们统计人员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话:“统计,统计,三分计算,七分估计”。在文革后期的那年头,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我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也对此体会甚深。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的统计工作显然已有了很大改进,科学了许多。但目前我们国家和各地区的统计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一个连带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表现统计数字——诸如GDP年增长速率、物价消费指数等——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其中有多少估算成份?这仍然是些不成问题的问题。笔者这些年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在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学习和工作过。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使自己对各国以及各地的统计数字是否真实反映出了现实经济状况和绩效这一问题,总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里我们不仿以印度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历年统计数字,在过去十几年中,印度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在6%以上。这比中国少不了多少。因而,这些年笔者也一直相信,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应该一直不错。然而,在2003年9月,笔者有机会赴新德里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在会议前后,笔者有机会对印度做了一些实地观察和走访。通过观察对比,笔者深感印度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这些年应该比中国落后很多。在印度的实地走访时,以至到从印度回来后数月,一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而挥之不去:印度整个国家仍然是这样的穷,如此落后,如果印度过去十几年确有6%的年经济增长,那么这些年的增长到底增长到哪里去了?(参韦森,2004)
把中国—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置换到中国内部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道理可能有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很显然,要做省际间经济绩效的比较,统计数字比较是重要,且是比较分析不得不用的首要方法和考察问题的第一个维度,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只是惟一的维度。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研究要依赖统计数字,政府咨询机构的发展意见和建议要参考统计数字,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和战略决策的制定也须得基于统计数字,但要真正理解和正确把握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单纯依靠统计数字就远远不够了,而现实观察和多维综合审视,则就是不可缺失的了。
近两年来,笔者有幸利用参加学术讨论会、讲学和探亲的机会到过珠三角和长三角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有一些“走车观花”的初步印象。从英国、欧洲和澳洲回到中国,看到这些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所新建的一幢幢漂亮小楼,看到笔直的高速公路以及在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豪华大巴和高档轿车,再看到一片片用塑料大棚搭起来“现代化”的农田以及一些现代化的民营企业工厂厂房,我有时真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洲、澳洲、日本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已没什么多大差距。要说这些地区经济没快速增长,谁能信?
同样,在近一两年,笔者也利用出差、开会和旅游的机会到过中国西北和北方一些地区。从来往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的火车和汽车的窗口上望出去,发现大多数农村的农居还是具有砖瓦甚至泥土结构的简陋房屋,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是泥土草棚。另外,与十几年前相比,尽管这些地区的一些县城、地区城市和省城的街道开宽了许多,也新建了许多漂亮的高楼,但从这些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实际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来看,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差距是很大的,更不用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发达经济地区的“满目现代化”作参照系,一个问题也自然是:如果说过去一、二十年中这些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统计年鉴)说来也不低,社会发展绩效也不差,那么,其增长又增到哪里去了?发展指标又有没有水分?
于是,我就有了以下一个不甚成熟想法: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即可以是统计得出来,也须得是看得见和最起码体感得到的。道理说来简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是增长在居民的银行帐户中和个人钱包中,因之没转化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明显改善,这种增长肯定是有问题的,人们也有理由对之怀疑。从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就任何国家、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绩效的比较而言,数字是重要的和必须考虑的,但数字并不尽能完全说明问题。浅层发展比较的根据是数字;深层发展比较就须得基于现实观察和综合审视了。
与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发达的省市相比,我们山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些年的绩效到底若何?统计数字已表明了我们有差距。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如果一个山东人到宁波、绍兴、温州、苏州、无锡、中山、东莞这些江、浙、粤的一些中小城市走一遭,再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商厦逛一逛,也许就会体悟到差距在哪里了,也就会知道差距到底有多大了。
与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相比,山东确有差距。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与其它四省市相比,山东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在哪里?

中国沿海五个发达省市近些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体制绩效方面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回答和理解这个问题,这里不如换一个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年这几个省市各自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和促动因素分别都是些什么?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在市场发育和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中发生的。江、浙、沪、粤、鲁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这一事实,一些制度经济学家也许会直接解释道,中国尤其是其东——南部这些沿海五省市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中国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的一个历史结果。这说来没错。然而,这只是回答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既然中国各省市和各地区的市场发育和经济成长都是在整个国家的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大环境中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不同省市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会有差异——且整体来看差异甚大?在同一个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和变迁过程之中,且各级各地政府的决策者均是以尽可能的高速增长为各自的施政目标和政策导向,加上大家同在一个以增长速率为主要政绩考核体系的行政体制中运作的,那么,导致这些差异——且有些方面差异甚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里,资源禀赋差异说显然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从资源禀赋来看,浙江的温州地区并不比湖州好,台州的资源禀赋也不比金华好,浙江与广东的整体资源禀赋也不比山东合黑龙江好——那么,这些地区和省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当然,人们有可能把不同省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差异归结为不同省市地区政府在不同政策措施和施政导向上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各级和各地政府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刺激民营经济的发育与成长方面的政策、措施、步骤和实施时间上上有差异,且这些差异确实是不同地区经济和发展绩效差异的一些重要原因的话,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些政策举措方面的因素可能已不再是主要原因了。因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趋同,各省市和各地区政府在国企改革、引进外资和刺激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手段也基本上趋同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申引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在过去十几年中,各省市和各地区政府的改革力度、行政措施和政策选择以及施政导向,是导致不同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表现上差异的一些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一个市场友善的政府(a market-friendly-government)会为市场的扩展和发育提供宽松的空间和激励,但市场本身的发展和扩展却是市场本身的事。通过一些现实观察和理论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体制安排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可以是“政策激励敏感”(a sensitive market for policy-incentive),而另一些市场则会是对政府的政策措施“激励乏效”(incentive impotence)。是什么导致市场对政府的政策手段和激励措施反应出现差异?这是一个值得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高度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回到五省市近20余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比较中来,我们会发现,从市场发育程度、增长路径、经济结构和经济成份来看,山东与江苏比较接近,而浙江和广东侧是另一种增长和发展类型。从经济的整体成份来看,2001年,山东的国有及其国有控股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近30%,仅低于上海的34.92%,而高于江苏的15.83%,广东15.62%,更高于浙江的6.41%(参本书第18章)。另一方面,从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引入外资来看,山东近些年在引进外资——尤其是韩资和日资——方面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把这两幅统计图景叠加在一起,自然会得出山东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发展绩效不如浙江、广东、上海以及江苏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就是导致中国经济近些年起飞的一个主要发动机民营经济在山东的增长乏力。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本书并没有直接进行讨论,因而我们尚缺具体的数字来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但我们可以从樊纲和王小鲁于2001年所组织中国市场化进程研究中有关山东与苏、沪、浙和粤的数据中得到一些佐证。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看,浙江排名全国第一,广东排名第二,而江苏、上海和山东则分别排名第五、第六和第七。  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山东之所以相对落后问题地一个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了,那就是民营经济增长乏力。
山东的民营经济为什么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山东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落后于浙、粤、苏、沪?理清了这个问题,也就自然回答了山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与其它四省市存在着一定差距的深层原因了。
这里应该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板子显然不宜也不能打在山东历届政府的屁股上。因为,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历届地方政府都在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上花了很大的力气,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做了尽可能做的工作。但问题是,为什么山东历届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等方面所花的力气、所采取的措施与所做的工作与江、浙、沪、粤比较起来相对“激励乏效”?在排除了资源、制度、体制、政策诸种因素后,我们只能目前只能留下一种理论猜测:这可能与鲁国故地的山东人文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有关。

三、商业精神与经济发展:浙江和广东的例证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笔者(韦森,2004)已对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链条做了一些理论梳理。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曾提出以下两个命题:(1)对经济增长而言,只有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制度才是有效的;(2)文化传统对市场秩序的发育和扩展,进而对一个社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来传递的。笔者的这些理论猜测,应该说在这部五省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尤其是由刘志英和张朝晖所撰写的“山东与苏浙沪粤人文传统比较研究”一章,更从一个侧面更说明了这一点。
把五省市过去20余年体制改革、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路径及历史轨迹的外征做一综合评估,人们会发现,从不同经济成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来看,这五个目前中国最发达的省市可以被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浙江和广东,这些年其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机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另一组则是上海和江苏,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资的大量涌入而引致和拉动的,另外,国有企业转制所引致的效益增进也后一组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源,尤其是在上海更是如此。综合考虑,尽管山东在引进外资规模和范围上与江苏和上海相差很大,但山东经济的历史演化路径所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使之更加接近后一组,即上海和江苏。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更趋同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民营经济在浙江和广东率先成长起来?这里面有许多自然环境(如广东珠三角地区靠近港澳)、地方政府的思想解放以及在改革开放早期采取了一些较合宜的激励和鼓励政策等因素,但这些因素显然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毋庸置否,山东和中国其它省市的地方政府近些年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并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那么,为什么山东和其它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就不像浙江和广东那样有效?难道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不是同处在一个体制转型的改革进程和基本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之中?
沿着这条探究思路,我们会慢慢梳理出来这样一种理论猜测:这些年浙江、广东以及后来的江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江浙和岭南一带的人文传统的资源遗产。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两个省及其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和激励措施,只不过是为原来压抑着的这些精神资源的自然张扬及其向市场运行中的商业精神的自发转化提供了合宜的“制度空间”和“社会氛围”。
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不过是人们交易、交换与交往的一个整体称谓。既然市场、经济与社会说到底只不过是人参与其中的一种活动,那么,参与者们自己的精神导向及其主动性(activeness),在任何社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以及在任何历史时期中,无疑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市场经济活动说到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那么,市场参与者的从商精神或言商业精神及其动机(motivation),自然就成了市场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说,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并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会逐渐梳理出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民营经济在浙江和广东的珠三角地区率先崛起的文化和社会原因了。近些年到过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以及到过广东的珠海、中山和东莞的人,可能会发现,这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可谓是镇镇有自己的企业群,村村有工厂和作坊,家家都在“经营”,人人都在谋划着赚钱发财、都想成为一个生意人或企业家。在这样一些弥漫着现代商业精神和经营意识的地区,市场焉能没发展?GDP焉能不增长?经济焉能不会起飞?人们焉能不富裕?在这一方面,温州以及浙江的民营经济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范型(prototype)。毫无疑问,温州模式以及广义的浙江模式,不仅创造了过去的辉煌,而且也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希望。
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致了温州和浙江民营经济有如此强劲的增长?一个简捷的回答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有赖于数十万浙江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浙江、广东、以及江苏的不可胜数的民营企业家们这样有商业头脑、经营意识和从商精神?刘志英和张朝晖二位博士所撰写的“山东与苏浙沪粤人文传统比较研究”一章,对此做了非常好的回答,那就是这应归结为从数百年来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中所承传下来的商业精神。
先说浙江。根据刘志英和张朝晖的研究,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历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精神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并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中的现实精神遗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意识,基本上是相符的或言精神上是相通的,而一些海外管理学家如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所言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Chines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从吴越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中传统中所存留下来并申延到海外华人社会的商业精神资源禀赋。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些商业精神被政府强大的行政控制机制给压抑了下来,浙江也因而一度成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一旦政府的行政控制机制稀释开来了,数百年来蕴育而成并承传下来的这种浙江人的商业精神就释放了出来,进而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原初动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先是从一个经济落后的温州地区,然后到整个江浙一带的数十万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的文化原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以及后来的江苏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并不能完全从体制转型和政府的合意激励政策中去寻找,也更非是以产权经济分析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  而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将之归结为吴越文化和江浙人的商业精神资源遗产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再兴”(renaissance)。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理解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如下事实了:到2002年,浙江共有私营企业24.73万家,实现总产值7426.74亿元。个体和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利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以及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户数等五项指标,浙江均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一省就有170家;而中国10大民营企业排行榜上,浙江就占了一半。没有浙江人的商业精神和众多民营企业家参与市场经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会有这些辉煌业绩?
再看广东。如果说江浙一带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吴越文化中所潜含着的商业精神遗产,那么广东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外资尤其是港澳资本的大量涌入而引致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在高科技民营企业自珠三角地带不断崛起,也有自然有其文化原因。在“山东与苏浙沪粤人文传统比较研究”一章中,刘志英和张朝晖两位作者指出,珠三角一带之所以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岭南文化中的“崇利”和“重商”的文化精神密不可分。对岭南文化精神,两位作者归纳出了以下几点:多元性和重商传统,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兼容性与善于变通,反传统与敢为天下先,以及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具有冒险精神等品格。两位作者总结到,自近代以来,广州、潮州以及泛珠三角地带,人们逐利之广,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士子农人。这就导致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人们的经商活动十分普遍,以至于“崇利”的商品价值观渗透到岭南社会的各个角落。与之相伴,广东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不断向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说来也就是目前经济学界所常说的一个持续的“市场深化”过程。由此看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秩序首先在广东崛起并不断向外“辐射”和“扩展”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逐渐“融解”了行政控制机制这种对自发市场秩序扩展而言的羁绊和桎梏之后,在珠三角地区承传和遗留下来的这种岭南文化中的商业精神张扬和发挥其自然功能的一个现实表现和历史结果。

四、传统齐鲁农耕文化与现代市场秩序

理解了浙江、广东这两个民营经济相对发达和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扩展较为迅速的大省各自的传统文化精神资源,也就能反过来反思出山东这些年民营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成长发育迟缓和乏力的深层文化原因了。
齐鲁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若何?对于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主脉的齐鲁文化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刘志英和张朝晖也做了归纳。他们归纳到,发源于鲁国故地并在齐鲁大地上代代承传下来的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有着重农抑商和官本位、仁义至上不言利、循规蹈矩不求变、质朴实在不精商、吃苦耐劳少通变等基本特征。正是因为在齐鲁大地上盛行的这些较为普遍的人文精神品格,使得我们山东人历来从商精神不强,匮乏主动发展和拓宽市场的动力。把两位作者所发现和归纳的山东人的这些精神品格整合起来看,可以发现,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相近密关联的齐鲁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农耕文化,或言只是一种满足家庭自给自足和平安康乐的“小农意识”。这种农耕文化和小农意识,充满一种趋向安于现状的“中庸”精神,也因而基本上不具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的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更谈不上具有现代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永动机”的企业家(冒险)精神了。在绝大多数山东人均缺少商业精神和“经营意识”这样一种怠惰的文化氛围中,怎样又能企盼在改革后的齐鲁大地上能像浙江和广东那样“雨后春笋”般地有众多民营企业崛起和成千上万民营企业家的出现?
当然,这里应该指出,在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不断涌动中,我们山东人自然不会不萌生“赚钱发财”的市场经营意识和“改变自己和家庭现状”的现实冲动。在山东各地所普遍出现的一片片个人小商店,甚至夜晚在各地街头出现的一排排小吃经营——或用上海的当地话“大排档车”——,以及繁荣的集市贸易和地摊生意,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山东人也在市场经济涌动的大潮中开始萌发了“赚钱发财”和“市场经营”的商业意识。但是,在理解和认识商业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互动关系上,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澄清,这就是,尽管商业精神可以体现在所有市场交易和商业经营活动中,自然也可以从一些小商小贩的经营活动中体现出来(原因在于一些企业家可以从小本生意开始而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但严格来说,并非所有的商贩活动和小本生意活动就一定反映出了“现代商业精神”。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商业精神,是特指国外社会学家——尤其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Max Webber)——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用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商业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同义语。正如农业生产可以出农民企业家也可以仍旧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营一样,工商业经营既也可以是企业家的大企业、大公司和大商号经营,也可以只是家庭手工业制作以及夫妻老婆店式的小商小贩经营。因此,不能认为在路边摆个地摊,在半夜里推出个“大排档车”,或在街边村头开一个小服装店,这就一定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商业精神了。话说回来,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上,这种小商品经营几乎在任何社会、国家、地区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存在过,尤其是在中国宋代、在明清以及在近代的北非,这种小商品交换和集市贸易都曾一度非常繁荣过。那么,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以及在北非就不能完从这种集市贸易向现代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转变?从对这个问题思考中,我们也能进一步认识到,小商品经营,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那种特殊的商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
当然,对于任何社会和任何经济体来说,这种小商业经营和集市贸易均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但是,相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而言,只有当无数的“生意人”只是把自己企业(这个词在英文中为“enterprise”——原意为“冒险的事业”)的创建、增长和无限扩大视作为自己的一种“天职”——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发财”,特别是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及其家人过一个安逸生活的“小钱”为目的、为导向——时,我们才能判定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商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方才蕴成了。
这里也必须指出,随着自发市场秩序的生成、运行和扩展,一些小商小贩的“赚钱发财”意识可以逐步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转变。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弹被套”、“修鞋”到目前温州的“打火机生产巨头”,“皮鞋王”以及目前在中国各地人们似乎有点“谈虎色变”的“温州炒房财团”的历史发展演化轨迹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辨识出,温州人确曾经历了一种从小商品经营意识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转化和过渡。当然,从这种小商品经营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转化,并不是必然和自然的——其中文化精神资源禀赋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否则,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近代不能自发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变这一历史史事了。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精神资源中,在一定文化氛围中,又将如何促使人们完成从小商品经营意识向现代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转化?

五、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使人们从生产导向
向经营导向的观念转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20余年,是随着政府行政控制机制弱化而引致的市场秩序自发蕴育和以及市场化程度深化的20余年。到今天,可以认为,市场运行的基本架构已在中国各地基本基本蕴成并初步成型了。处在一个市场机制初成的中国当代社会格局中,各地和各级政府能在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做些什么?如何做才是适宜的和合宜的?
完成从命令性政府向指导性政府转化,从生产促动型政府向市场促动型政府转化,以及完成从领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化,是我国多年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导向。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一政府机制的转型和转化,一个应该提出来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市场指导性政府、一个市场促动型政府以及一个市场服务型政府能在这中国改革中和改革后(post-reform)的社会格局中做些什么?具体到山东地方政府来说,经过与浙江、广东、江苏和上海发展经验的比较,在进一步促进本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我们须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作为?这是些这一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比较研究所必须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首先,这里应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政府的不同政策选择及其政策实施手段和机制过程的转变,只是政府职能和功能转变的一个副产品和辅助项。在完成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策实施机制的转型之前,政府官员和政策决策者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无疑应该是一种先决条件。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一种“行政控制经济”(或言“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或言“市场参与者自主决策、自主经营和自发活动的经济”)的转变,更应该是如此。道理很简单:我们刚从一种行政控制经济或言命令经济走了出来,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中和制度安排下,只有政府决策者的认识、观念、意志和导向转变了,方能影响并引致市场参与者自己的观念和认识的转化。具体到山东来说,只有政府决策者完成了从“生产促动型政府”向“市场扩展促动型政府”的观念上的转变,才能有利于在齐鲁大地上现代商业精神的蕴生和弘扬,才能引致和激发成千上万山东民营企业的崛起和新一代“鲁商”和“儒商”的出现。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齐鲁文化在本质和本源上是一种小农经营意识和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注重保守和维持一种安逸且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方式,它与现代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原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在传统的齐鲁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遗产中,并没有多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自发扩展所必需的商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的遗产禀赋,因而,要在山东这个鲁国故地上发展市场秩序从而蕴生出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冲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媒体和教育渠道来转换人们的思想观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注重宣扬一些成功的现代齐鲁企业(如海尔、海信等)的业绩和齐鲁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故事,以充分发挥其示范效应,兵从而蕴生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能在齐鲁大地上张扬和弥漫的文化氛围。
谈到政府决策者认识和施政导向的转变,这里有一点也要特别指出,由于长期生活在作为一种“短缺经济”的“计划经济”——或言“行政控制经济”——中,加上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两分法”理念的广泛传播,使我们过去产生了一个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理论误识,即以为“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交易”出来的。基于这种长期的理论误识和错误信念,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我们政府统计部门以及媒体界的人士,也倾向于谈论并实际上只是注重一些物质生产的实物指标——如多少万吨钢铁、煤炭、粮食、原油,多少亿度电,以及多少万辆汽车等等。直到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初成后,或者说直到今天,我们方开始才认识到,物质产品产量的增加,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维度,而其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市场交易范围和容量的扩大和深化,尤其是一些劳务、金融和非物质“产品”的市场交易容量和范围的扩大,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中,经济增长多半是交易出来的,而不仅仅只是生产出来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市场扩展和深化的一个结果,而生产——尤其是物质产品生产产量和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的扩大,更不必然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如果有了上述认识,在确定合宜的政府施政导向上,在校准正确的发展观时,政府应该从只是——或言主要是——注重促进物质生产产品(指标)的增加转向花大力气促进市场的扩展和深化上来。目前经济学界所常主张的“要花大力气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只不过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一个浅层面或言局部视角而提出来的,因而还远远不到位,还远未触及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和根本之所在。
概言之,欲达之山东经济持续和长远发展的目标,就要花大力气促进和培育山东本地的民营经济,就要促进山东经济自身的市场深化进程;国企转制以及引进外资应当是、只能是、也只会是山东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个辅助部分和方面。如何才能“振兴”山东的民营经济?如何才能扩展山东本地的市场范围?如何才能促使山东经济本身的市场深化过程?问题的关键显然还是要花大力气促进我们山东人完成从以传统儒家为主脉的农耕文化和小农经营意识向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只有这个转化完成了,才会有新一代“鲁商”的崛起,才会有山东民营经济长足发展,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是长期、持续和“有后劲”的。话说回来,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中,如果在齐鲁大地上没有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像浙商、粤商(以及像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特别是像活跃在上海滩和港澳商界的“宁波商帮”那样的——现代鲁商,那么山东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山东的振兴,可能只会流于一句空口号。这就是我们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所得出的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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