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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的博客

经济学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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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山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1995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等。

韦森:博兰尼的《大转型》与钱乘旦的《大国崛起》  

2006-12-23 07:24: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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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与浙大冯钢教授的“博客讨论”

—— 并兼评钱乘旦教授指导下制作的《大国崛起》

韦森

 

【冯钢教授在最新的“博客日记”中写道】: 

先说一说“巨变”这个概念。其实“变”跟“转型”这个概念都是同一个英文词transformation的不同中文翻译。说到“转型”这个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这个词在它的首创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最初用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我们现在天天讲转型,讲社会转型,可是实际上发生的是“经济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不是“社会转型”。我们从二、三手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听说,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于是就以为,从经济转轨中就能直接套出社会转型来;于是就把市场经济的方式在社会各个领域到处套,让所有的能想到的东西都市场化。

 

然而,在波兰尼那里,虽然社会确实会随着经济而变化,但社会转型并不是经济转轨的直接移植,相反,所谓社会转型恰恰是指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才是所谓巨变,或者社会“大转型”。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以为市场能够直接解决所有的问题,连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搞市场化。可实际上,许多问题恰恰就是由于把市场逻辑直接套用到一切社会领域而产生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讲这样一个题目,这是有几个背景的。首先,波兰尼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很大,很深远。……

 

详见:http://fgang.blog.sohu.com/26239396.html?act=1166827963012#comment

 

【以下是我的“博客评论”】

 

冯钢兄,

 

你在上面说,“我们现在天天讲转型,讲社会转型,可是实际上发生的是‘经济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不是‘社会转型’”。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最近两三年在读史的过程中,我更深感到这一点。整个西欧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经历了一个“市场自发扩展秩序——法治生成(教会法、商人法、海商法、城市法、采邑法、封建法、王室法的多元发展)——宪政民主政治(其表现多为代议制政府)三者的‘良性’互动发展过程”,而民族国家只不过是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演变的一种外在表现。从这种角度反思西欧现代化过程,我总模模糊糊觉得卡尔·博兰尼(林毓生译法)误读或言片面观察并描述了欧洲历史,或者说他没有找对视角(当然我并不否定他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是一部伟大著作)。像斯蒂格利茨这样历来有强调政府干预“禀好”和主张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看重这部书?这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最近我在读民国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位历史学名家陶希圣的一些作品,发现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和其它著作中,陶希圣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分解”了(在民国时期有好多历史学家主张这一点)。他还认为,导致中国封建制解体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时期的商人资本的发展。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按照冯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考论》一书中对“封建”一词的考证和正本清源并从而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超越了“封建制”阶段的话,那么,在从封建制向宗法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中,商业资本或言商人资本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仍待学界研究。但是,至少西方世界中世纪和近代时期的社会动态演化过程表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扩展自然会使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并相应要求自由平等,从而导致法治社会的出现和封建社会的解体。现在虽然不能用这种世界史发展演进的一般趋势(我这里不大敢用“规律”或“法则”这类字眼)来判断中国商周时期到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但是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商周到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确实,对中国政制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譬如,按照龙登高老弟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一书第2章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中国远古井田制公社制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把井田公社制视作为政治封建制的社会基础或言“实体”的话,说商业资本和市场秩序的生成和发展是中国早期封建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不无道理。

我冒昧提出上面这些不成熟的评论,是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请兄理解我目前仍然坚持我和丁丁多年来所引介的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路)自然会导致一种封建制的行政控制社会的解体,并自然要求良序的法律制度的生成,而后者则又自然要求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其运作。我目前模模糊糊感觉到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适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当下的格局也似乎避免不了这三者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生成的趋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判断波(博)兰尼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目前被译介到中国社会中来,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因而需要予以“确当”导读)。正是从这种视角看问题,我觉得在钱乘旦老兄指导下推出的《大国崛起》,其“指导”思想就有问题:只看到一些国王、大帝、总统的历史功用,而没有体察到近5-600年来东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深层“社会转型”,从而只是迎合了执政者的一些个人喜好,而没有向他们表明未来中国当走的路。

    以上评论只是今早的一点一得之见,不一定对,还请冯钢兄多多批评指正!有时间我们再盘膝深聊。

                                                                                            —— 韦森

2006年12月23日晨于复旦

【补记】如果看过前两年BBC制作的“Commanding Height”,相比之下,最近中国学界制作的《大国崛起》会就显得如此苍白、肤浅和匆忙!但愿一天“Cammanding Height”能被译成中文来播放。到那时,人们也就能判断这两部电视文献系列片各自的优长和孰是孰非了。

——韦森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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